和抗战神剧中动辄击毙日军大佐不同，真实历史上的日军大佐非常“耐打”，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折损的大佐总共才71人。这个战果还要大打折扣，因为要扣除苏军击毙的14人，美国海军、陆军航空队击毙的22人，明确被中国军民击毙的日军大佐只有35人，平均每年不到三个。日军大佐难以被击毙，除了日军作战顽强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军的大佐非常值钱，真不是大白菜。
日军的大佐真不是小官，按照日军的传统，大佐是“奏任官”（大佐、中左、少佐、大尉、中尉、少尉都是）的最顶级，需要军部上奏天皇后，再由军部任命，也算是日本的天子门生。日军的大佐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将军的门槛，如果他们战死，往往会追封一级，以少将身份下葬。日军少将就是“敕任官”，由天皇亲自颁发任命状，日本人见了“敕任官”都要尊称他们为阁下。
因此日军的大佐非常难当，能在40岁左右当上大佐都是难上加难，可不是民国时期的少帅们能比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20岁士官军校毕业，刚毕业就真刀真抢的投入了日俄战争，他要到35岁才也就是1919年才正式当上少佐。而在1919年他的中国学生们却一个个都混得风生水起，阎锡山已经当了七年多的山西王，李烈钧也早就在二次革命等大事件中经常上头条，孙传芳也在湖北当上了师长。他的学生中也就是何应钦混得惨点，只当了旅长。
但就是这样，冈村宁次也称得上是日军的人生赢家。他在1921年以少佐身份参与了巴登巴登会议，同行的东条英机少佐因为晋升晚，只能给他们三人（还有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递烟、站岗。岗村宁次要到1924年混上中佐军衔，在1925年在上海当“沪飘”时还交不起上海学校的费用，要给昔日学生孙传芳当顾问赚外快。这种请况在当时的日军中并不少见，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也在大佐任上给张作霖打工当顾问，本庄繁还要整天看着20出头的张学良挂着少将军衔在自己眼前晃悠（少帅是在19岁时当上了少将）。
民国时期的日军晋升非常讲“原则” ，将二代的东条英机要到45岁（1931年）才当上大佐，寺内寿一有当首相和大将的老爸也要到40岁才当大佐。在和平时期就连皇族出身的日军军官也晋升缓慢，裕仁天皇的姑父加堂叔朝香宫鸠彦30岁时也只是大尉军衔。
因此日军少壮派军官总是抓住机会挑事，试图加官进爵。抗战时期的不少大事件，主谋的日军军官军衔都不高。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土肥原贤二军衔不过是大佐，石原莞尔是中佐，板垣征四郎也只是大佐（比石原莞尔高一级，所谓石原莞尔指导板垣征四郎在日军中可是做不到的），他们三人在1932年前后都官升一级，从此进入了升官快车道。牟田口廉也有样学样，以大佐身份挑起了七七事变。因为日军大佐少，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六年时间里，中国军民也才击毙四名日军大佐。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大规模扩军，大佐数量机增。但日军大佐们依旧不是火力弱小的中国军民能日常接触到的，日军大佐们指挥的联队可以抗衡中国军队一个师，只有在大规模交战中才能抓住战机击毙个把人。反而是苏军和美军，一个重武器打击能力强，一个海空力量强，都能在一场战斗中就解决好几个大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