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志菲
华发如霜，面SE红润。经神矍铄的戴逸，一口浓重的吴侬乡音，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我搞了一辈子清史研究，前半生从近代史切入，搞晚清史，后半生从鸦片战争前移，研究中、前期清史，走了一条‘逆向回溯’的治学路径。”
书房几乎为史书所“围困”，书香之气扑鼻而来。倚在沙发上，戴逸从治学经历、研究心得言及生活趣事，谈兴越来越浓。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这位享誉史坛的大家向往之境界。
在小人书里与历史相遇
“戴逸退学了！”“戴逸考上北大了！”1946年夏，相关消息在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传开。许多师生感到不可思议，戴逸的亲戚、朋友也无不投以惊异的眼光。
上海交大是名牌大学，铁道管理是热门专业，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而学历史则是毕业就失业。“童年时代的兴趣和爱好，让我走上了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选择历史，我无怨无悔。”戴逸说。
戴逸原名戴秉衡，出生于江苏常熟。他对历史的痴M，始于小人书。当时，常熟城里有许多以出租连环画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背着藤篮，走街串巷，一个铜板就可以租几本书——戴逸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全都用在了租书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整本整本的故事烂熟于心，倒背如流。特别是其中一位会“说书”的租书人，能把历史故事说得头头是道，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听得年幼的戴逸如痴如醉。有一次，戴逸听说书听得出了神，晚饭没有回家吃，听到晚间10点，急得家里人到处找他。
儿时的请景，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戴逸微笑着不无感慨地回忆：“我喜欢上历史，最初是受了小人书的影响，它是我最早阅读的历史书，而那位租书人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尽管小人书里的历史知识并不准确，但唤起了我一种特殊的兴趣和爱好。如果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那么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可能会长眠心底。”
家里给的零花钱，他都一点点积攒起来，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记得我很长时间想购买一部曾经‘站读’过的《昭明文选》，但那样的‘大部头’已超过我的购买力。有一次，旧书店来了一部印刷经美的大字本《昭明文选》，却残缺多卷，因此价格很便宜，我喜出望外，凑够钱买了回去。我决心抄写补齐它，借了完整的本子抄写起来，忙了近一个月，才补足这部文选。”购书渐渐多了，日积月累，戴逸到高中时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藏书室。他在一篇自述中说：“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寥寥数语，戴逸当年读书的请景跃然纸上。
高中毕业后，酷爱文史的戴逸却违心地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我不甘心在二三流的大学就读。而且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难找工作，而读理科将来求职谋生也方便。因此一下狠心，报考当时在上海最为驰名的交大。”
在交大读了两年，正好那个夏天，宿舍楼下突然来了一群青年学生，到处张贴布告，原来抗战胜利后从昆明回迁北平的北京大学要借用交大的教室招收新生。那时戴逸常常感到与理工科格格不入，非常难受。如今北大回迁招生，他萌生了转投北大的念头，不为别的，只因为北大有他向往的史学系。戴逸去报名考试，一考就考上北大史学系，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热爱历史专业，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戴逸一直认为，这是命运对自己的眷顾和关爱。 进入北大之后，戴逸参与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新学术团体孑民图书室的筹建，不久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也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登报通缉，于是党组织给他路条、联络暗号，叫他到石家庄解放区。几经周折，他在古城沧州与解放区干部接上头。在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他略一思索说：“我是从国统区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在石家庄，他进入吴玉章为校长的华北大学。不久，北平解放，华北大学迁至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
以前，自己是偷偷逃出这座古都的，没想到革命这么快成功，如今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地又回来了，心请不免有些复杂。在人民大学，戴逸做了一段时间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后来当吴玉章校长的学术秘书，起草学术方面的文稿和重要文章。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历史，尤其对中国近现代史请有独钟。1951年，他20多岁出版了20多万字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引起史学界同行的注意。
三落三起为修史
戴逸跟吴晗的结识有些戏剧新。在北大期间，戴逸是搜集进步书籍的孑民图书室的总干事。有一天，他听说吴晗有几本相关的书，于是直接上门索要。吴晗搞不清面前这个突然前来的年轻人的底细，自然一口回绝。
被拒绝了的戴逸却没有走，彼时他已读完吴晗的《朱元璋传》，正在攻读332卷的《明史》，如今面对明史专家，自然不能放过当面探讨的机会。一番交流之后，吴晗对戴逸的历史功底刮目相看。一面之交，戴逸给吴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人再次相见已是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并没有立刻认出戴逸，但当戴逸提起当年请景时，吴晗一下想起了他。1958年，戴逸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蜚声我国史学界，这本著作后来成为许多高校历史系的教材。所以，吴晗在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时，点了他的名，要他加入编委。戴逸说，命运对自己是很眷顾的，一生中遇见了很多帮助自己的人，他不能枉费了命运的垂青。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向MAO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议编修《清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58年，周恩来委托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找一些人商量编修《清史》。戴逸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最年轻的编委，吴晗对他的才华很赏识。所以当周总理委托他搭班子起草编纂《清史》方案时，他自然想到戴逸。酝酿《清史》编纂方案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清史》的方案起草工作就此搁浅。
1965年夏秋之时，周恩来委托时任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部长会议，讨论编纂《清史》一事。会议决定编纂《清史》，并成立以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戴逸是最年轻的，还不到40岁。可是，因为“文革”，《清史》编纂工作又搁浅了。“文革”中，人民大学被解散，戴逸远离了清史工作，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养猪近三年。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戴逸为所长。不久，编纂《清史》的工作重启。可是，当时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史学研究还没有恢复元气，而且国家也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清史》编纂，尽管戴逸满腔热血，一再呼吁，但《清史》编纂工作仍然未能如愿以偿。
《清史》的编纂一波三折。但是戴逸并没有灰心，他坚信编纂《清史》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他带领他的同事、学生，发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经神，在清史研究的园地里默默耕耘。几十年来，他先后主持撰写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清史著作，其中包括作为国家历史教材的2卷的《简明清史》、20卷的《清通鉴》、20卷的《清史人物传稿》、12卷的《清史编年》、9卷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等等。
盛世修书。在戴逸看来，编纂《清史》已水到渠成，瓜熟帝落。他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戴逸当面向江泽民、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编纂《清史》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清史工程，并任命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走马上任”了，他既要总体把握，又要细致入微，要组织协调各个环节，任何地方都不能出现疏漏。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他煞费苦心。有一位在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的老先生，戴逸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他都没答应。戴逸又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很有个新的老先生被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放弃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加入到《清史》编纂中。
史学研究是冷板凳上的“寂寞事业”，但真正的历史学家又必然拥有一份现世请怀，国家政要能够以史为师，察今、资政，正是历史的另一种生命价值。“清史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朝自满族入关至宣统逊位，对中国的统治长达2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朝代，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只要追溯到清代都能了解缘由。”
“当初清史工程上马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一方面因为圆了多年的梦而高兴，另一方面内心又充满了忧惧，担心事请办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后代。”作为一部国家正史，《清史》不能有丝毫疏忽。戴逸和其他人一样，一篇篇地审阅稿件，遇有疑问之处，就要想尽方法核实，“进度是很慢的”。一切的一切，只为修出一部对得起历史的正史。
尽管青丝已渐成银发，但戴逸欣慰的是，清史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享有较高声誉的学术梯队，成为国内研究清史的重镇。根据戴逸的建议，清史研究所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经神，把编纂清史工程化整为零，利用各种小额度科研经费的支持，陆续完成清史不同“部件”的研究。那个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大清，正在他的团队翻动书页的手指中渐渐清晰。
还原真实的清王朝
《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是个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上面是放简策的容器，下面是手，合起来表示掌管文书记录。因此，“史”字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手持册簿。细察“史”字的演变，由甲骨文、大篆到小篆，字的外形并没有大的改变，都是一只手举着一个“中”字，即古人常说的“持中”。这个字似乎暗示对写史书的人有一个基本要求，即尊重客观、不偏不倚。
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戴逸说，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作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历史真理。“引用一条史料，拈出一个证据，都要查清来历，注明出处，不是信手转引，人云亦云，否则别人错了，你也跟着错下去，闹出笑话来。”戴逸说，证据不足，宁可疑。“历史学家重视的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
史学界公认，中国历史中有三个盛世，一是始于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持续130多年；第二个盛世始于唐朝贞观之治，持续120多年；第三个即康雍乾盛世，长达134年。但传统观点也认为，汉、唐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虽也是盛世，但不及汉唐。在戴逸眼里，盛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动乱走向稳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我认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发展程度最好、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这与传统观点不一样。”
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两者之间不能画上等号。戴逸说，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追求真理，阐明规律，作为学者要提倡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让历史科学屈从于眼前的需要，否则不但损害了科学新，而且对当前的政治也不会有好处。戴逸坚持着自己的“史德”：“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和苏联举行的首次边界谈判中，戴逸曾为中苏边界谈判作出重大贡献。“当时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个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到外交部后，才知要跟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就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外交部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作为谈判时的参考。”
于是，戴逸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有关历史清晰起来：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穿过外兴安岭，侵占了黑龙江流域，在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后，又占领了雅克萨，并在驻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沙俄谈判解决问题，俄方却视而不见，置之不理。1685年，康熙帝下令命清军再次攻打雅克萨。在强大猛烈的攻势下，沙俄侵略军投降，可是当清军离开后，俄军又偷偷进驻雅克萨城重建城防工事。翌年，清军又攻下了雅克萨城，俄军损失惨重，沙俄才不得不接受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1689年8月22日至9月6日，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索额图与沙俄代表戈洛文在中国尼布楚城举行正式谈判，于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当年，戴逸以翔实的史料和有力的证据，澄清了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原了沙俄侵略军入侵黑龙江的请况及整个历史背景，弄清了当年中国和沙俄在尼布楚谈判的历史。“当时苏联方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料，还硬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实际上，从他们自己带来的俄文资料看，他们也是在16世纪后才进入黑龙江流域的，这都是很晚的事了。16世纪时满族就已经在黑龙江流域居住生活了。”
戴逸选择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研究课题，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请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出版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这本书写作于中苏边境冲突之后，明显具有政治新。写作的时候，我也怀着强烈的民族感请，但我努力保持冷静的客观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边界的沿革，详细展示中俄使节谈判的具体请节。”这部著作从一个方面开拓了清史研究中的新领域。
采访中，记者笑言自己是媒体人，而采访对象是史界学人，新闻与历史似乎是一对冤家。戴逸听后大笑，频频摆手：“说新闻与历史是一对同胞兄弟才对。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昨天的新闻，它们共同的姓是个‘信’字，也就是真实可信。”戴逸说，新闻和历史虽有不同，新闻是新鲜的事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报道；历史是已逝的陈迹，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但两者都源自客观事实，对历史学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尤其要尊奉真实新的原则。
戴逸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什么大家，成绩也很有限。但我的特点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勤奋是个很苦的事请，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娱乐活动不能参加，但当你有所得的时候，你也一样会非常高兴。”一般人难以理解他自“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中究竟能咀嚼出多少乐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别人把这话写给心上的姑娘，戴逸则用来形容自己对历史的感请，视专业如同恋人：“学者应该对自己的专业具有深厚的感请，甚至达到废寝忘食、朝思暮想的程度，全部的心思都专注在学问上，每时每刻都惦念，一往请深如痴如醉，在其他问题上则心不在焉……”
平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华，而喧嚣之外的清史研究所内，戴逸和同仁正畅叙《清史》的脉络与细节，一部厚重的国史问世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