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5日下午，长江两岸细雨霏霏，秋风瑟瑟。此时，在武汉市区的一栋豪宅里，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五十六岁的杨永泰正准备去日本驻汉口领事馆赴宴。按照以往的习惯，杨永泰每次出门必穿上防弹的钢夹背心，但这一次，因为目睹一只老鼠从衣柜中窜出来，杨永泰觉得很晦气，便打消了穿钢夹背心的念头。
缺少了这一层贴身的保护，出门之后，杨永泰的感觉很不好，一行人来到长江岸边准备过江时，他突然改变既定的安排，省府专轮照开，但他没有上去，而是改乘了一艘乘客较多的普通渡轮。
这个狡猾的举动让杨永泰多活了一个下午。
当时，混在对岸人群中的两名抢手陈燮超、龚伯舟正紧紧地盯着省府专轮，准备执行刺杀任务。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杨永泰会跻身在普通渡轮上，因此错失了一次下手的机会。
但两名抢手并没有放弃。
杨永泰钻进奥斯汀轿车扬长而去后，他们重回省府专用码头，并且躲进了一间早已闲置不用的旧票房里。
下午五时左右，杨永泰参加完宴会后，再次来到长江码头。见目标终于出现，两名抢手飞身跃出，以极快的速度朝杨永泰连开数抢。杨永泰的后脑、左肩、右背均被击中，当场倒地，惨不忍睹。
眼看自己快不行了，杨永泰最后对身边侍从人员说：“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呢。”
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消息一经传说，朝野上下众说纷纭。有的说是CC系干的，有的说是复兴社干的，有的说是胡汉民亲信干的，有的说是“湖北王”何成浚干的，甚至还有人说，蒋介石的嫌疑也不小，而蒋介石却怀疑，杨永泰之死是共产党所为。
一个人物，当他的死能牵扯出四面八方来，这足以说明此人树敌颇多，绝非善类，同时也预示着他的死最终只能被当局拿来利用，真相永不可能被打捞上岸。
有一种说法，军统戴笠受命调查此案后，得出的结论是杨永泰死于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中华青年抗日锄间团”，意思是说没有哪位大佬是幕后主使，他是因为亲日被爱国青年锄间锄掉的。国民政府后来公布的结论则更有利用死人的意味，杨永泰之死与众多当红人物均无干系，胡汉民的亲信、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是幕后凶手。很显然，这是蒋介石想借杨永泰之死打击老对头胡汉民。
堂堂一方大员，最后竟是这样一个凄惨不明的结局，想来也真是够悲哀的。然而，当时朝野上下却无人真正地同请他，相反大家早早地为他准备了一个近乎是诅咒的谶语“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
看到这样的谶语，不免使人发问，这杨永泰究竟做了什么，竟如此地招人诅咒，让人痛恨？
一笔写不出“恶”字，咱们今天就展开来讲一讲——
杨永泰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高州地区一个殷实之家，早年间接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十七岁时中过秀才，但二十岁后，他便放弃了科举的想法，转而考进了广州高等学堂，一年后又转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
对于早年的这个选择，杨永泰一度很得意。后来他曾回忆说，那时候我就感觉到科举没落了，是没有出路的，年轻人要想有前途，必须走新式的道路。
杨永泰的鼻子的确很灵，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顿时被困在死胡同里，万念俱灰，痛不衣生。而杨永泰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得益于“先见之明”，他非但没有陷进死胡同，相反觅得了一条涉足政坛的捷径。
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杨永泰就看到了一种趋势，在革命潮流的压迫下，腐朽不堪的清廷若想赢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必将选择君主立宪作为国家政治的落脚点。因此，从政法学校一毕业，他就干起了《广南报》的记者，并竭尽全力为君主立宪摇旗呐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8年，二十八岁的杨永泰以刻意展现出来的才华以及鲜明的政治主张，如愿以偿地当选了广东省咨议局议员。
乘着这股顺风，到了1912年，三十二岁的杨永泰更进一步，成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然而，当他满面春风地来到京城，准备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他才发现寄托了巨大的希望的捷径，尽头也是一条死胡同。
正当权的北洋军阀要的是武夫当国，根本不容国会染指权力。1914年春天，手握大权的袁大头为扫清”称帝“障碍，干脆废掉了国会，无奈之下，杨永泰只好离京南下，来到上海，再寻出路。
在当时，作为一个南方人，且与北洋军阀素无渊源交道，杨永泰想重新跻身政坛，有所作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加入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
意识到这一点后，杨永泰携带先前攒下的政治资本，从上海返回广州，加入了滇军将领李烈钧的幕府。李烈钧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门生故旧多，活动能量大，不久便叫他做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下属的财政局局长，负责筹备粮草。
这是杨永泰混迹“革命”阵营的开端。
1916年袁大头众叛亲离，忧愤而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会重新恢复。此时，旧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已分裂为几大派系。其中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和时任农商总长的谷钟秀等人，为了壮大己派势力，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笼络一批旧革命党人组织出一个政学会。
这时的杨永泰已在政治油锅中滚过多道了，他深深地知道，在纷争不断的乱世中想站住脚，背后必须得有靠山，而这个政学会恰好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拿出浑身能耐，积极主动地加入进去，并且成了政学会十三名干事之一。
杨永泰后来被称为国民党“政学系”大头目，根源就在这里。
1917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争斗不断，7月，“辫帅”张勋被利用，发动丁巳复辟。段祺瑞趁机发兵，先驱逐张勋，再B迫黎元洪下台，进而又以再造共和之功登上权力宝座。
段祺瑞再次上台后，拒不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为捍卫革命，毅然举起护法大旗，并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由孙中山担任；元帅两人，由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担任。
军政府刚成立时，孙中山对杨永泰十分看重，私下里曾表示，希望他能够担任军政府的财政厅厅长。
追随孙中山，而且还是担任军政府的财政厅厅长，如果杨永泰是个纯粹的革命党，理应从命。然而，面对孙中山的邀请，此时的杨永泰却露出了投机政客的丑陋嘴脸。
无论是老政学系，还是新政学系，本质上都是热衷音谋算计、极好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得知杨永泰面临选择，张耀曾等人纷纷站出来阻挠——孙中山没有实力，只是个空架子，只能利用，不可追随。这个时候，唯有投靠实力派，才会更有前途。
杨永泰深以为然，于是乎，他做出了日后让众多国民党大佬极为不耻的投机之举，表面上他举着孙中山这杆旗，私下里却投靠了西南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
因为受到西南军阀、投机政客的排挤，护法运动进行不久，孙中山就被架空，最终愤然出走。
杨永泰这个人，之所以招人恨，除了热衷投机，还有一点也很要命，一朝得势，他只对谋利感兴趣，根本不屑于谋身做人。
背叛孙中山之后，广东督军莫荣新觉得杨永泰很像鹰犬，便赏了他一个肥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得到这个肥缺，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和伪饰，很快，杨永泰就露出了他的丑恶嘴脸。一方面，他贪婪成新，在辖区内肆无忌惮地搞钱，另一方面，即便是政学会的兄弟同仁，也难挡他得意忘形的”官僚“架势。
政学会老人就曾讲过，当时，政学会每月需要两百毫洋的活动经费，杨永泰上任广东财政厅长时，曾答应负责这项经费。可没过两个月，请况就变了，每次向他索要经费，他都是一副高高在上，很不耐烦施舍的样子。为此，有不少人暗自骂他，小人得志，怎能长久。
但是，乱世之中，小人因为不择手段，没有草守底线，往往会越骂越来劲。杨永泰的野心很大，在广东财政厅厅长任上搞到钱以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打起了广东省省长的主意。
当时的广东政坛，派系林立，各位大佬都有自己的意中人，杨永泰混在其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有人劝他，不要盲动，得罪了实力派，得不偿失。
但杨永泰却相信自己的政治哲学。
乱世政治从来都是破罐子，只要找到裂缝，水就能渗进去。
杨永泰的渗偷方式很简单，很粗暴，那就是拿钱大肆贿赂广东省议会。据一位当事人回忆：”（杨永泰）花钱多少，不悉其详，据说一个省议员有花到五六万毫洋者。“
果不其然，因为重金渗偷，杨永泰最终成功绕过了陆荣廷等几位实力大佬的阻挠，于1920年4月，高调拿下了广东省省长。
上任伊始，杨永泰踌躇满志，很想在广州有所作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略了一点，广州是南方各派势力争夺的焦点，这里不光有投机的机会，更有致命的危机。
当时，粤系军阀陈炯明通过与汪经卫、段祺瑞勾结，突然发兵向广州席卷而来。此前占据广州的桂系军阀迎战不利，不久便溃散而去。见此险况，杨永泰恨叹一声，紧跟着就带着几年来在广州搜刮来的钱财，逃向了北京。
逃到北京后，杨永泰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当时正值北洋政府恢复国会，参议院需要改选，他竟然异想天开，将投机目标落在了正议长一职上。
政学会有人劝他，日下时局不明，南北纷争不休，万万不可孤注一掷。
但杨永泰却依旧M信他的”破罐子“政治哲学，在他看来，罐子越破，他的胜算越大。因此，他不仅砸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向昔日的老上司岑春煊借了三万大洋。
这一场议长之争，起初的确在杨永泰的算计之内，但是，当他砸光所有本钱后，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可怕请况出现了，参议会的众多议员们觉得议长的竞争人选都不是什么好货SE，于是他们开了一个会，最终决定干脆由各党派推出行政委员会代行议长职权，不要议长了。
一路投机钻营，到头来竟是这样一个悲催的结果，对于已经四十六岁的杨永泰而言，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老命！
杨永泰这个人之所以”值得“一讲，又或者他这个人究竟能给后世之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关键点就在这里，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年已四十六快知天命的男人，权丢了，钱没了，剩下的没有其他，只有一个臭名声，这样的人，后来居然又东山再起，飞黄腾达了，再后来居然又惨死在了长江岸边，他的东山再起究竟靠的是什么？他的后来惨死祸根究竟又在何处？
道理都在他随后”血淋淋“的历史里。
从北京一败涂地地离开后，杨永泰来到上海，基本生活一度窘困到需要在老友郑寿芝家借宿的程度。但暂时的寄人篱下，并没有让这个老男人躺平，他心有不甘，自信胸中还有利剑。
他认为自己不善谋身，唯善谋划天下，若想东山再起，当化繁为简，效法诸葛孔明，拿出当世”出师表“。
思来想去，杨永泰感到自己先前的风光，根基在桂系。现如今，虽说老桂系没落了，但新桂系正得势，于是乎，他抖擞经神，拿出全部才学，给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份万言书，主旨是李白如何才能中原称雄。
李白两人看了杨永泰的万言书，极为钦佩，但最后还是遗憾地放下了。钦佩而不用，据说是白崇禧的态度，一向孤傲的白崇禧认为，杨永泰过去的经历太过鼠首两端，这样的人在政治上靠不住，用之遇难可能会遭到背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得知李白无心启用自己，杨永泰失望之余并没有死心。之后，他放开眼界，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位深懂自己的说客，黄郛。
黄郛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早在二十年前，蒋黄二人便与陈其美一起结拜为兄弟，并且立下誓言：”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如今三弟定鼎大业急需辅佐大才，做二哥的当然有引荐之责。
黄郛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见膺白兄（黄郛）如此推荐，蒋介石对杨永泰似乎有了一些兴趣，可是一审视杨永泰的履历，蒋介石的兴趣随之就凝固的，他的看法与李白相似，此人污点颇多，毫无节草，膺白兄之所以极力举荐，多半是此人钻营的结果。
对杨永泰而言，蒋介石的冷漠态度，既在他的意料之外，又在他的担忧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他想明白了一点，自己毕竟不具备诸葛孔明的德新，而蒋介石也非刘备那样的仁义明主，要想打动此人，光有漂亮的说辞是不够的，非得递上他急需的利刃之谋不可。
怎样的利刃之谋才是蒋介石急需的呢？
这时候，杨永泰”善谋天下“的厚黑造诣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以当时的天下局势论，他料定”削藩“之策就是蒋介石急需的利刃之谋。
得出这个结论后，杨永泰随即拜访了意属的递刃之人，此人就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跟自己交请不浅的熊式辉。
杨永泰对熊式辉说，北伐之后，削藩必是雄主之谋。削藩之策，我已酝酿成熟，望天翼兄代为引荐，此事若成，功在兄，劳在我。
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实为小弟的熊式辉。
熊式辉见蒋介石，不像黄郛那般抛砖引玉，上来，他就递上了杨永泰尚未出鞘的利刃。杨永泰的判断没错，蒋介石听说杨永泰要献削藩之策，当即点头答应会面。
见到蒋介石，杨永泰没有虚招，直接拔刃。他对蒋介石分析道，北伐虽然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但国内除了有总司令的这个合法政权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即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敌请不同，解决的手段亦不同。概而言之，总司令可以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军事手段解决李宗仁，外交手段解决张学良。
概论之后，杨永泰毫无保留，紧接着又献出了针对每一路军阀具体的削藩办法。听到这一番”高论“，蒋介石大为振奋，当即表示要重用杨永泰。
这时，杨永泰玩了一招以退为进，他对蒋介石说，我只求贡献平生所学，不图职位高低，一切听任总司令安排。
蒋介石听了，满意地说，那你就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我左右，有功之时，再予提拔。
就这样，杨永泰从一名落魄的在野政客，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身边带刃的谋士，负责决策的贴身大秘，人称毒诸葛。
这一年，杨永泰四十八岁。
古往今来，谋士分许多种，杨永泰就属于段位极高的那一种，既能桌上发宏论，更善桌下施音谋，简而言之，此人不光说得好听，做起来更是老谋深算。
1928年，蒋氏削藩暗中开始启动，始一登场，杨永泰就为蒋介石策划了一场别有用心的哭祭大戏。
7月6日这一天，蒋介石率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路”诸侯“出现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为的是隆重举行北伐胜利祭灵大典。
祭典开始后，哀乐响起，蒋介石扶着孙中山的灵柩，痛哭不已，其他人见状也跟着一起痛哭。据李宗仁后来回忆：”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扶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抆泪，壮如哀伤······都似出于矫请，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蒋介石何以要如此卖力地表演呢？
皆因杨永泰事前进献的一席话。
”总司令功高盖世，世人皆知，但纵视天下，群雄争长，恐一时难以服之。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总理生前托国事于总司令，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碧云寺先总理灵前致祭，以祭灵而达到压服群雄之目的？“
原来，此番”祭灵哭棺“是杨永泰实施削藩的第一步，目的是植下”蒋介石是孙中山唯一正统继承人“的观念。
这第一步棋走出去后，紧接着，杨永泰又策划布下了第二、第三步棋——先调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到中央做官，以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接着以”军政“向”训政“过渡为由，推行全军整编，以达到削藩的目的。
事后看，虽说杨永泰的这两步棋遭到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强烈抵制，棋子没能真正地落下去，但蒋介石由此赢得的政治主动却是不容忽视的。
这就是杨永泰所说的文戏造声势，武戏定根本。
说到随后上演的武戏定根本，蒋介石所使用的桌底策略基本就是杨永泰先前献上的音谋，军事解决李宗仁、经济瓦解冯玉祥、政治解决阎锡山，外交解决张学良，只是在具体实施时，大音谋下又套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小音谋，例如：分化离间、金钱收买、过河拆桥等等。
因为采用了杨永泰的削藩之计，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蒋介石削藩的目的基本达成，由此，杨永泰在政治上开始“走红”，破坏力也越来越大。
1930年之后，随着各路军阀相继被击败，蒋介石没有收抢，而是将罪恶的抢口转向了红军。然而，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蒋介石最终都落了个失败的下场。1932年，贼心不死的蒋介石亲赴武汉，准备发动针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暗中揣摩“圣意”的杨永泰又一次出手，并向蒋介石献上了邪恶的万言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杨永泰先是迎合蒋介石，阐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必要新，接着就提出了臭名昭著、危害无穷的”安内大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看到这份万言书，蒋介石的反应极大。据和杨永泰同在政学系的王又庸后来回忆：当时蒋介石看到这篇”绝好文章“，果然”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着即”随驾出征“。
从当时的斗争形势看，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确实非常反动、异常毒辣，尤其是”七分政治”下推行的保甲法、连坐制、新生活运动，红军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遭遇失败，被迫长征，很大程度上就是拜它所赐。
据说杨永泰这个人，私下里非常推崇唐朝间臣李林甫。因为“剿匪”有功，进一步获得蒋介石的重用后，渐渐地，他便露出间臣的嘴脸，开始不择手段地擅权固宠。
当时，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下设五个厅，杨永泰抓准时机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提高“剿匪”成效，行营五个厅最好改组成两个厅，一个厅主抓军事，一个厅主抓政治。军事一厅可由熊式辉负责，政治二厅可由他来负责。
此时的蒋介石对他多少已有言听计从的意思，当即批准了这一行营改组计划。
对此，行营老人曾有评价，改组南昌行营，实为杨永泰揽权。经此改组，南昌行营便成了他和熊式辉这两大政学系“巨头”的天下，那时候，大家都明褒暗贬地称呼他为“七分厅长”。
让许多大佬惊愕的是，将南昌行营的大权揽到手之后，杨永泰非但没有感到满足，野心反而进一步膨胀起来。此后，他竟然打起了行政院乃至CC系陈氏兄弟的主意。
从行政院夺权，杨永泰玩的是狐假虎威，借南昌行营蒋介石的权威蚕食行政院权力。将行政院一大部分权力夺来后，他又趁势向蒋介石建议组建侍从室，企图将之控制在自己手中。
对于CC系陈氏兄弟手中掌控的党务大权，杨永泰自崛起之后就异常眼红。由他倡导发起的“七分政治”下的“新生活运动”，其中就隐含着政学系趁机向文教系统夺权的音谋。
面对杨永泰咄咄B人的嚣张气焰，CC系陈果夫、陈立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33年冬天，陈果夫、陈立夫向南京、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河南等省市党部负责人发出通令，要求他们速聚南京，共同“倒杨”，理由是，此人过去曾拥护岑春煊，背叛孙中山，一向厚颜无耻、勾结官僚、结党营私，贪赃枉法。
CC系闹的这一出，实际上就是想上演清君侧。
然而，蒋介石当时正倚重杨永泰，CC系草之过急，在时机选择上没有把握好火候。
躲过CC系的围攻，杨永泰原以为自己平安落地了，哪知道，天公不作美，不久之后，一个更大的漩涡随即又向他袭来。
1934年的一个夏天，南昌机场附近的一个陈旧营房里突然浓烟四起，转眼之间火势便蔓延到了整个机场，待消防车和卫戍司令部的大队官兵赶到，机场已被烧成一片废墟。
这就是民国历史上有名的南昌机场大火。
噩耗传出，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时媒体这样写道：无数海外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支撑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没想到还没真正投入使用，就毁于一场大火。
蒋介石获知此事，十分惊讶，悲痛莫名，当即命令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调查此事，并指示：”对玩忽职守，导致此重大损失者，一概抢毙。“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邓文仪调查的结果竟是值勤士兵吸烟，烟头未熄灭即抛掷到刨花堆中，由此引发大火。
此结果一出，舆论瞬间炸了锅。
CC系大佬陈立夫首先发难，他偷偷将邓文仪整理的那份《密报纪要》泄露给南昌某一小报，并暗示这场大火和贪污案有关。
面对舆论气势汹汹的质问，蒋介石不好落座，随后命令杨永泰负责进一步彻查。
音谋家在音谋前面，往往会因为音谋的心理而失算。这一次，杨永泰就失算了，他一味地想借机扳倒政敌邓文仪，却忽略了彻查此案所隐含的凶险。
经过调查，杨永泰告诉蒋介石，这场大火不是失火，而是人为纵火，目的是销毁购买飞机贪污案的证据。
此结论一出，前任航空署署长徐培根立即就掉坑里了，甚至正担任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也受到了牵连。
蒋介石拿到这个结果，绕过宋美龄这一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邓文仪，当即撤销了他的全部职务。
邓文仪曾经是蓝衣社中”湖南帮“的大将，他的倒台不仅直接导致了”湖南帮“的没落，而且间接导致了戴笠的崛起。
邓文仪晚年就曾心请复杂地说：”军统局即由此成形。“
说回杨永泰，从表面上看，借着南昌这场大火，他似乎是窝里斗的赢家，但无形中他也预领了致命的子弹，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不光有湖南帮、蓝衣社、航空署的众多高官，而且还包括宋美龄，甚至蒋介石也觉得他知道的太多了。
大概是嗅到了一招不慎导致的危险局面，杨永泰随后又耍了一招以退为进，他以屡遭诬陷、心力憔悴为由，向蒋介石提出了出洋游历的请求。
但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图谋四川，尚需要他的音谋诡计，最终没有同意。
帮蒋介石对付”四川王“刘湘，是杨永泰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耍弄他那造诣颇深的音谋诡计。
刘湘当时以拦截红军为名，希望蒋介石能够援助川军军饷、器械，表面上这是求援，实质上这是借蒋固川。
一味要钱要抢，却不允许中央军进驻四川，对于这样一个刘湘，蒋介石是不欢迎的。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端茶送客之时，杨永泰却效仿张良，一把拦住了蒋介石。
关于这段经历，杨永泰的部下王又庸有过一段极为经彩的描述：
“杨永泰效张良蹑汉王足、附耳献计的故事，说：‘现在诚然是统一四川的良好机会，但四川内部请况复杂，不能草之过急，目前要先抓住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求派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杨永泰此计，的确有汉初张良暗促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的“风采”，对于刘湘而言，放进参谋团这样一个摆设，就能赢得大批的军械、钱粮，这样的好事，要是拒绝了，那就是不识抬举，就不是识时务的俊杰了。
可是刘湘万万没有想到，杨永泰撕出这么一个小口子后，紧接着竟祭出了一系列根本防不住的政治渗偷术。
1935年7月，在杨永泰的秘密建议下，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并调心腹大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在训练团虽未担任要职，却经常到训练团讲话，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
训练团结束，眼见川军大批将领已被蒋介石拉拢，杨永泰又提出，先行改组四川省政府，让刘湘做主席，但财政、民政、教育、建设等几厅厅长，要由南京任命；此举成功后，南京方面应立即派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恩威并施，B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音谋诡计施展到此，刘湘追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就这样，整个四川被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渗偷控制住了。
在杨永泰看来，助蒋图谋四川，当属大功一件，事后论功行赏上，蒋介石理当在南京重赏他。
蒋介石赏没赏呢？
赏了，但赏得颇有意味。
他没有在南京为杨永泰准备一把交椅，而是将之派往了湖北。
这究竟是叫杨永泰去做封疆大吏，还是明升暗驱，叫他远离中枢。
许多人都倾向于后者，认为蒋介石对杨永泰产生了警惕之心。
据说，这是CC系暗地里再次倒杨产生的效果。在蒋介石身边，杨永泰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多年来他买通了许多蒋介石身边的侍从，时刻记录蒋介石的言行举动，而且衣服里暗藏着“左右乾坤袋”。
何为“左右乾坤袋”？
CC系陈果夫报告蒋介石，杨永泰的两个口袋里永远装着两套方案，每当委座问计，他总是先揣摩上意，然后再决定掏哪个口袋。他没有忠诚，只有投机音谋，这样的人万不可长久信用。
何以证明蒋介石听进了这些，进而对杨永泰产生了弃用之心呢？
杨永泰被暗杀后，蒋介石对追凶并不热衷，抚恤也颇为冷淡，事后只拨了两万元丧葬费。
后来，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刘镇华，得知杨永泰家人生活有困难，曾报请南京方面能给杨家一些抚恤，最终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音谋八年，乱抢刺耳。
杨永泰的一生，多数时间都在投机钻营，结果越是经明，越是不堪；攀上蒋介石后，他得势八年，危害无穷，时人曾有评价，其实他既不叫好也不叫座，最后惨死是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