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是我国春秋时期的首位霸主，又由于郑是小国，因而他仅为一个小霸主，但他雄才大略，很有作为。据《左传》载，其事迹有：隐公元年“克段于邹”、隐公三年“周郑交质”、隐公六年“朝王”、“胜陈”，隐公一一年“伐许而戒伤守臣”，桓公五年“败周王之师”。
而庄公掘地见母之事则出自《左传·郑伯克段于邢》，描述了郑庄公一家争夺权势的机烈斗争，结果是庄公获胜、叔段奔共。当代冯其庸先生认为庄公是一副“伪善伪孝，音险狠毒的面目”，事实真是如此吗？
按《左传》载：郑庄公自出生起就不讨母亲的喜爱，“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衣立之。亟请于武公”。
原来庄公的出生方式异于常人，就遭到母亲武姜的极度厌恶，甚至想让武公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太子。“亟”字，反映出姜氏的这种行为不止一次，可见她为母不母，偏爱小儿子。
庄公继位，武姜请求封共叔段到制地。由于制这个地方十分险要，因此庄公没有答应，却说“佗邑唯命”，即其他地方都可听从安排。
但武姜转而又要庄公将京邑封给段。京邑是郑国的大邑，城高人众，物产富庶。大夫祭仲进谏：“京邑比都城还要大，而夫人宠爱段是人所共知的，如果把京邑封给他，日后他恃宠而骄，恐生祸乱。”但是，庄公认为已拒绝母亲一次了，不能再拒了，最后还是将京邑封给叔段。
可知，庄公并非一个伪善之人，因为除制地外，其他地方都任由自己的母亲选择，最后还将大邑封给叔段。庄公的行为应该是大孝，为子尊母。
但武姜却不知满足，还自己做内应，帮小儿子来推翻大儿子的国家。
原来，武姜并不满足于叔段得到京邑，还想着让叔段取代寤生成为郑国国君。于是，她暗中嘱咐共叔段，到京邑后积极招兵买马，囤积粮草，为篡位夺权做准备。她自己会寻找机会，里应外合。
有母亲的授意，共叔段带着亲信前往京邑，称“京城太叔”。他一方面囤积粮草，加强练兵，一方面以打猎为由，夺了廪延等地。
庄公深知母亲想让叔段继位，但他却听之任之。
上卿吕进谏曰：“封邑的城垣高过三百丈，对国家安全就会构成威胁，因此先王礼法中规定，大封邑，不能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的，则不能超过九分之一。如今京邑比都城还大，您怎能坐视不理？”
庄公仅答：“这是母亲之意，我能怎么办？”
吕又曰：“夫人的要求哪有穷尽之时？野草蔓延起来，都很难清除，更不要说他是您的亲兄弟。不如趁现在还能控制，及早给他个合适的安置地，抑制他的发展。”
庄公答：“叔段与我同胞，哪里能因土地而伤兄弟间的感请呢？”
庄公的忍让，太叔段却更加有恃无恐，篡位之心越来越膨胀。
上卿吕对庄公曰：“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不知大王到底如何打算？是要将君位让给太叔吗？那样臣下这就去侍奉他；假如没有此意，就请您果断除掉他，以免老百姓怀二心。”
庄公答：“再等等吧，多行不义必自毙！”
后来，庄公得知共叔段将在母亲武姜的指引下，要偷偷入侵郑国国都新郑，发动叛乱，夺取王位，他果断地命令子封出兵保卫新郑，并将共叔段赶出郑国。
世间最伟大的爱的确应该属于母爱，但是作为母亲的武姜对自己大儿子做出如此之举，可以说是世间最为狠毒之人。
可是，庄公对母亲只是“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尽管母亲做了如此多错事，对自己十分不公，但庄公却只是说了句狠话：不到死，不来往。
但是，从“既而悔之”里的“既而”一词，也可看出庄公将母亲放到城颍后很快就后悔了，说明庄公心中还是十分思念母亲的。
后来，在颍考叔的主意下，庄公与母亲在地下隧道中相见，于是母子和好如初。
到这里，许多人均觉得庄公是伪善的，先是置武姜于城颍，而后在地下隧道相见，转变之快让人猝不及防，难怪让人觉得不真实。
实际上，庄公仅仅是将武姜安置在城颍，并没有对她做出什么伤害的事来。庄公还是很理智的，对母亲也很尊重。“掘地”与母亲相见，正是反映出庄公为人子懂孝礼。
后人之所以觉得庄公伪孝、伪善，是因为武姜一开始就不喜欢庄公，而庄公却对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好。
我们不妨使用逆向思维：武姜一开始就如此厌恶庄公，但庄公却一直都孝顺武姜，这不也正反映出庄公的大孝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