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历经康雍乾三朝150多年，可谓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文字狱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这已经成为今天的共识。乾隆好大喜功，空耗国帑，乾隆晚年大清已经出现亡国之兆，就在关键时刻，乾隆去世，嘉庆亲政，受儒学较深的嘉庆在老师朱珪辅佐下开始了一轮新政，算是暂时填补了大清帝国的这艘破船，延长了国祚。朱珪因此被封文正公。
一、朱珪入仕
朱珪祖籍是浙江萧山，雍正九年（1731）出生于北京，7岁开始学习儒学。1748年，17岁的朱珪中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之一、刑部尚书阿克敦见到朱珪的考卷大赞“似先师安溪李文贞公”。阿克敦是康熙时期的名儒李光地的学生，现在他居然将一个MAO头小子的文章和自己敬爱的老师相媲美，可见朱珪确有才学。
和朱珪同科的还有一个名人，就是纪晓岚，纪晓岚自幼就是神童，但因为太过骄傲，主考官有意打压，所以这年的科举纪晓岚落榜。朱珪会试完后，受到了当时名臣刘统勋的推荐。刘统勋是山东人，而自古以来南北文化差异就很大，南方文人质量高，北方文人质量低，所以刘统勋见到北方士子中出了个朱珪，十分机动，便直接向乾隆谏言说：北方文人中出了朱珪，他学问渊博，这种请况只有在明君在位、天下太平的昌盛时期才会出现，“实应昌期而生者”。乾隆一听这老头这么会拍马批，也不好驳他的面子，就批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说他不仅学问好，品行也端正，的确是个可塑之才。随后朱珪被授予庶吉士、翰林编修、侍读学士等职位。
二、乾隆的红人
朱珪干的这些个职位，都是文秘或修书职业，没有实权，但这并不妨碍朱珪的崛起。因为朱珪学问好，史书评价他的文章“直吐胸臆，真请至新”，风格接近杜甫、韩愈。而乾隆又是个好大喜功、附庸风雅的皇帝，这种皇帝最喜欢文人用优美的文章来赞美自己的功绩，所以朱珪就成了乾隆身前的红人。
乾隆帝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平均一天1.3首，如此高产，李白、杜甫都做不到，但乾隆做到了，这么高的产量，至于质量嘛，就不好说了。但是乾隆是皇帝，皇帝作诗不好也得好。朱珪的任务就是给乾隆的诗写“恭跋”提升档次。“恭”是形容词，表示尊敬，“跋”一般附于正文之后，就是今天所说的后记、后序。朱珪就是专门给乾隆的诗歌写后序的那个人。朱珪的“跋”写的往往超出乾隆诗歌本身的含义，转而上升到赞颂时政和盛世的高度，这使得龙颜大悦，所以20多岁的小年轻朱珪成了乾隆这个中年大叔的宠臣。
乾隆宠幸朱珪到什么程度呢，乾隆一生多次旅游，无论是拜谒皇陵，还是六下江南，每次出门必须带着朱珪；而庆贺太后寿诞、皇帝生辰、平定番邦等朝廷大型聚会，必须由朱珪的诗文做贺。朱珪自己也说“早以文章结主知”，承认自己是因为文章才被宠幸的。
三、小秘书的崛起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朱珪受“上书房行走”的头衔，负责陪“太子”读书。清朝没有太子，而是秘密立储，但臣下都会猜测谁是接班人。当时乾隆指派奉宽、谢墉、朱珪三人给十五皇子颙琰（后来的嘉庆帝）讲课，三人都是乾隆宠臣，这样接班人之事已经明了。
朱珪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遂全身心培养颙琰。朱珪将儒家经意、理学核心全部授予颙琰，教导他以尧舜禹为榜样，“非尧舜之道不敢陈，非诗书之言不敢述”，同时教育他轻徭薄赋、宽厚待民才是治乱生平之道。将节俭、仁厚、亲政、爱民四点牢牢刻在了颙琰的脑海中，颙琰登基后回忆朱珪讲课时的请况，感叹朱珪教的好，“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启沃良多”。
1780年，朱珪外派到福建，在福建朱珪特意写出五条训诫，告诫颙琰要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颙琰在登基后依旧将这五条训诫作为座右铭。在朱珪外派期间，朱珪和颙琰通过书信交谈达139次，不论是时政还是做人，事无巨细，颙琰不懂之处，朱珪都一一解答，二者关系如同父子。
四、文字狱的终结
文字狱历代都有，但不成系统，真正将文字狱发挥到极致的是清朝。清朝文字狱开始于顺治时期，当时满清刚刚入关，太过野蛮，剃头圈地搞屠杀，人民怀念明朝就写了《变记》，记述了明朝志士宁死不屈抗击满清的历史，结果引发了清代第一次文字狱。
康熙时期，以“《明史》案”为开端。所谓“《明史》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一些南方文人在南边写了一套《明史》，因为写的太真实，结果被人告发。明史的发起人，已经去世的庄廷龙，被清军开馆戮尸，江南文人千余人被连坐，侥幸不死的也被发配宁古塔等死，再无出头之日。以此为开端，文字狱愈演愈烈。现在给康熙辩解说这事是鳌拜搞的，康熙还没亲政，所以和他没关系。可康熙亲政后又发生了黄培师案、朱方旦案、《南山集》案。
尤其是《南山集》案，处置方法和《明史》案如出一辙。当时翰林院的戴名世愤慨满人篡改历史、胡编乱造、抹黑明朝，遂将满人未篡改的资料偷偷留下，回乡之后又遍访南明遗老，得到了最真实的历史信息，最终写成了《南山集》。此事事发，戴名世被判凌迟，戴家成年男子全部处死、女子则被分给满清贵族充当奴隶。给《南山集》做序的、提供资金的、帮助出版的主要责任人等全部被杀，他们的家属被发配宁古塔。最可怜的是方孝标，他只给戴名世提供了一部南明史书，哪怕当时他已经去世了，还是同庄廷龙一样被开馆戮尸。
到了雍正时期，发生了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但最出名的还是吕留良案。本来该案和吕留良没什么事，吕留良也都死了好多年了，但吕的学生曾静用吕的学说鼓动清朝督抚岳钟琪，让他像他祖宗岳飞一样抗金，结果事发，曾静马上叛变写了忏悔录，因而免死，而吕留良却被开馆戮尸，吕家后人、吕门其他弟子皆被连坐。
乾隆堪称文字狱的集大成者，乾隆时期共发生了文字狱130余起。乾隆好大喜功、空耗国帑，清朝上下也是奢侈成风，又有和珅弄权，流民遍地，加之天灾不断，终于发生了川楚陕白莲教之乱，清军围剿多年，却无尺寸之功。乾隆晚年的大清帝国已经腐朽不堪，摇摇衣坠。
在这种背景下，1796年嘉庆元年，颙琰上台，朱珪升大学士辅政，但实权还在太上皇乾隆手中。所以这一时期，朱珪和嘉庆二人只能纸上谈兵，为亲政后的政治实践做谋划。嘉庆四年（1799），乾隆死，嘉庆终于亲政，朱珪多年的教诲终于产生效果，嘉庆帝亲政后实行新政，第一件事就是停止文字狱，放松思想控制，命刑部核查历史上因文字狱而连坐的犯人后代，一律开释，放回关内，自由择业、准许科举。此外在轻徭薄赋、吏治方面，嘉庆亦有指示。在乾隆时期愈演愈烈，持续九年的白莲教起义也是在嘉庆时期被平定的。清朝这艘破船在嘉庆的缝补下才能继往开来，直到1840年列强到来。
文史君说
嘉庆时期只发生了一次文字狱，就是洪亮吉大案。洪亮吉是个狂人，目睹乾隆晚期、嘉庆初期的世风日下，内心焦急，自诩“谔谔而死，不能默默而生”，认为朝堂之上全是尸位素餐的废物，将辅臣王杰、刘墉骂了个狗血淋头，还上书把当前的困境归结为没有“尽法祖宗”，说嘉庆帝不如雍正勤劳，弄得嘉庆下不来台。嘉庆在盛怒之下，发起文字狱，但仅仅是把他贬到新疆，而且一百天后就特赦回京。嘉庆帝的庙号仁宗，他这些仁厚的新格没有老师朱珪的正确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嘉庆帝对朱珪这个老师特别感念，1807年朱珪去世后，嘉庆赐其文人最高谥号“文正”。
参考文献
《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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