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很多都具备自恋与自大的品格，而且这种自大与自恋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也有一些读书之外的因素影响。
古代的知识分子要读圣贤书，参加科举考试，榜上有名之后，就要做官。他们读的书都不是具体的技术新草作的书，而是一些修齐治平的理念，官场的礼仪，算命的哲学，诗歌的理论和内容等等，大而无当，但肯定是大，在大方面着眼，而不是在细小的方面观察，也不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深究。于是，那些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就认为自己真的大了，可以着眼于天下大事了，可以提笔安天下了。其实，只是不过是一个落魄书生的自恋和自大行为。认为自己有能力提笔安天下，就是自恋，而真的去做了，就是自大了。很多书生认不清自己的能力，认为只要不断地考下去就一定可以鲤鱼跃龙门，可以科场高中，可以做官，享受制度的好处。但是，做官并不一定能提笔安天下，而是迅速地成为体制内的人物，成为拉帮结派、沆瀣一气的禄蠹。而所谓的清官也不能提笔安天下，只能为君王谋划一些事请，而君王却并不一定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是发起威来，有可能对他们发配边疆，也有可能罢免他们的职位。于是，在被贬的时候，官员们才看到官场的险恶，即便写一些诗词文章，表达愿意重回朝廷的愿望，想要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也不会受到皇帝的青睐。皇帝想任用人才，通过科举招聘就行了，人才有的是，去了一两个官员，根本显不出什么来。如此一来，知识分子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的自恋就暴露无遗。
可以说，知识分子既不能提笔安天下，也不能上马定乾坤，以至于民间有俗语“百无一用是书生”，当然说的是没有考中的书生，要是考中了就不能算作书生了。书生只限于读书人的称呼，而考中之后做了官，就成了官老爷，不能用书生这个俗气且低下的名字称呼了。于是，书生往往读书的时候高瞻远瞩，从大方面着眼，从为君解忧愁着眼，从道德层面着眼，从律法方面着眼，从民心民意方面着眼，却往往出现很大的问题。他们不具备官员的权力，却要思考官员的事请，当然就不可能做出什么实际的事请了。即便他们做了官，成了地地道道的官员，也不可能成为圣贤。毕竟，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不是他们的天下，即便他们想为皇帝分忧解难，也不太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统治整个国家，是官僚集团的整体力量来发挥作用，并非一个官僚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古代书生读书的时候立下的提笔安天下的志愿只是一种空想，并不会真的实现。即便做了官，也要发挥官僚集体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官僚的力量。于是，他们只能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以求自保，逐渐站稳脚跟，逐渐干预朝政。
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说的是君子庄重自尊而不与人争强斗胜，团结群众而不结党营私。但是所谓的读过书的君子们大多“群而党”甚至直接“党”而不“群”，成了小人的做派。君子出于公心，心胸宽广，不搞帮派；小人囿于私利，心胸狭窄，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搞宗派主义，也不讲道义原则。读书人一旦做官，就会变成小人，而不会成为君子。成为君子的官僚都做不长久，很快就会被那些“党”的人给排挤掉，成为官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即便到了现在，知识分子也从小就接受了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要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且为了理想而奋斗终生。这样的理想不一定是做官，而是有很多种选择。毕竟社会就业面比较宽广，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以后的人生道路。但是，很多人仍然从小就要自恋，以为自己就是某种重要的社会角SE，社会缺了自己就没法正常运转。被书上的知识烧坏了脑子的书生们照样会从大处着眼，有着俯视天下的气概，也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即便做官也要立志做好官，为人们谋福利，而不会为自己谋私利。但是，他们仍然在做官之后迅速忘掉了理想，失掉了书生的纯粹，变成了拉帮结派的人，变成了懂得潜规则并实行的人，而所有的自恋和自大迅速变成服服帖帖的顺从。他们终于知道官场有多么厉害了，知道天下有多么大了，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了。于是，迅速蜕变，蜕变为官场唯命是从的一个官僚，也就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了，只求保住的官位，并持续享受体制带来的好处。
读书的时候，知识分子可以自恋，可以自大，甚至狂妄一些都没人说什么，要是做官了还自恋、自大甚至狂妄， 就很可能被弹劾而失掉官职。有人认为，做官之后的知识分子就不能算作纯粹的知识分子了。或许，这句话有些道理。而那些纯粹的知识分子又怎样呢？还不是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恋兼自大的人？支配社会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权力和资本，认不清这些，知识分子必定自恋和自大，认清了之后，就服服帖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