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世纪对日耳曼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世纪，有三件事请一定使他们万分地痛苦。
一是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这意味着欧洲人重新恢复对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地区控制的企图落空了，他们的活动空间缩小到不足罗马帝国时代的三分之一。
二是伊斯兰教的扩张，经过 5 个世纪（7－12 世纪）的努力，现在已经到了影响力最强大的时期，那些曾经为罗马所控制的地区，大部分抛弃了对罗马辉煌统治的缅怀，转而接受穆罕默德的智慧；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但丁堡后，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开始接受伊斯兰教。这意味着已经完全接受拿撒勒的耶稣的宗教思想的欧洲人，在经神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三是蒙古人的光临，像4－5 世纪曾经光临过欧洲大陆的匈奴人一样，同是游牧的蒙古人，在更加智慧与强悍的成吉思汗及子孙的统率下，跨越里海直达黑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征服了欧洲东部以及以前曾经由雅利安人征服的近东主要地区，并迫使东罗马帝国走向衰败。不过欧洲人也接受了蒙古人赠送的一份厚礼：中国的火要和火炮。
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纷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们常常以战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权威越来越高的教会特别是罗马教庭，与世俗君主之间频繁的肮脏交易与音谋，往往使刚刚平息的战斗机请重新燃烧。
因此欧洲继续进行着内部的分化，国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小。但是君主的权力衣望却越来越大，修道院和贵族们占有的领地也越来越大，在庄园和采邑里劳作的农奴们的日子越来越苦，不少人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向正在兴起的杂乱的城市里逃匿。
如果说 13 世纪是不幸的世纪的话，14 世纪则是更加不幸的世纪。
首先是世纪初的连年粮食歉收和饥荒，尤以 1315－1316 年间为严重。不久爆发了英法百
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大地上的血迹还未被风雨洗净，一场比战争更可怕的灾难又突然降临在欧洲大陆，这便是 1349 年开始流行的大瘟疫黑死病。大量人员死亡使本就陷入衰退的欧洲田地荒芜、粮食短缺、货物紧缺、百业萧条。
而拥有大量土地的修道院院长、寺院长老、贵族、庄园主、富商们，为了控制自己的损失，联合起来制定了暴虐的法令，以强迫人们劳动而不增加工资，并防止他们外流寻找其他的工作。
这些暴虐的法令点燃了农民们抗争的怒火，在欧洲的历史上少有地爆发了农民为争取社会地位平等的起义。
首先是 1358 年法国的扎可雷农民起义，后来是更大规模也更加机请的瓦特·泰勒英国农民起义（1381年）。在起义所引起的农民与政府的战争中，日耳曼社会古老的等级秩序第一次
受到勇敢的挑战，建立在这个等级秩序基础上的不平等社会权力关系也第一次被质疑：“当亚当掘地、夏娃纺纱时，谁是绅士呢？”
平民思想家、勇敢的肯特郡神父约翰·鲍尔，对着泰勒率领的衣衫褴褛的起义者喊道：
善良的人们，只要货物不属公有，只要还有农奴和绅士，英国的事请就永远不会好起来。那些我们叫他们作老爷的人们他们凭什么权利是比我们更了不起的人呢？他们有什么根据应得这个权利呢？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当成农奴？假如我们都是出于同一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怎能说或证明他们比我们高明，假如不是他们驱使我们以我们的劳动来替他们挣钱，他们怎能那样得意地挥霍呢？……只有我们和我们的辛劳才使这些人保有他们的高贵地位。
约翰·鲍尔的呼喊，尽管比前 209 年陈涉怒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晚了 1590 年，但在 13－14 世纪欧洲人黯淡的生活里，点燃了思想的火光，将欧洲神圣的社会不平等体系做了惊人的吐露。这是对雅利安古老社会体制的第一次真正的质疑，它犹如石破天惊，向教会、向贵族、向国王和一切世俗和非世俗的权力，提出了一个质疑：人们应该凭什么享有应该享有的有尊严的生活？
这个极其简明的问题，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要回答正确，却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不仅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忘记了 1700 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曾研究过这个问题。
尽管 1300 年前无与轮比的演说家西塞罗，曾在罗马广场上抑扬顿挫地以严格的修辞学功夫，向罗马的公民们论述过“人人平等”、“正义的崇高新”等问题，也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成果由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但由于所有这些道理，只是对雅利安人的公民而言是正确的，根本不涉及奴隶和农奴的权利问题，甚至认为被奴役恰是这些奴隶的天新，因此，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会与他们有关。也因此，这个问题被约翰·鲍尔提出来后，教皇、君主、修道院院长、寺院长老、贵族、庄园主、骑士、富商们，才惊恐地将提出这个问题的约翰·鲍尔，称作“肯特的狂僧”。
在此之前的欧洲人，已经为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所禁锢，除了相信上帝这一最高立法者外，一切的世俗传统并没有因为信奉上帝而改变，甚至耶稣倡导的“信徒皆兄弟”观念，也没能使他们将农奴，看作是与贵族具有相同权利的兄弟，就像他们曾经将希腊半岛原驻民、印度次大陆原驻民、迦太基战俘作为奴隶役使一样。但是，现在，他们必须解决与他们是兄弟的欧洲农民提出的不平等问题了。
不仅如此，蒙古人对欧洲大陆的抢掠和冲击，以及由马可波罗提供的、有关中国繁荣和文明的传奇故事，使欧洲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原则。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由农奴的劳作所提供的财富，与跟随贵族依靠战争和抢掠得到的财富，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们曾经征服过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民，主要靠种植和劳作而获得财富，而征服者所属的游牧民族，包括曾奴役过欧洲的匈奴人和征服欧洲的蒙古人，都曾经依靠战争和抢掠来获取财富。现在，欧洲人不得不自己劳作养活自己时，所衍生的这些问题，到底该怎样处理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毕达哥拉斯（约前 572－前 497 年，与孔子同时代)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与孟子同时代）及欧几里得、再到阿基米德，所开创的约 300 年的对哲学及科学的兴趣，在沉寂了 1700 年后，重新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
与此同时，当种种疑问越来越浓重时，来自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使 1415 年在意大利印制的古登堡版的《圣经》，成为一般信徒手中的读物，承载着基督教教义的那些耶稣的言论和事迹，不再是教士们的专利，普通信徒都可以通过纸面的阅读，而给出自己的独立思考了。
尽管圣经的读者们从圣经里吸取的是他们的良心所同意的东西，但明显地与神父们的教诲不同的、或是神父们的行为明显不符合的、或是国王们与贵族们未遵圣经教义奴役人民的种种问题，很快便袒露在信徒们的面前，引起了信徒更深的疑虑及不满。
【本文完】
注释
黑死病使英国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亡，约克郡一半以上的教士因瘟疫而死，牛津大学死了三分之二的学生，整个欧洲据估计死亡 2500 万人（黑死病在 30 多年后传到中国，导致 1300 万人死亡）。参见：[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531、532 页。
[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805、806 页。
[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805页。
[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805 页。
西塞罗（前 106－前 43 年），曾担任罗马市政官、大法官和执政官。因反对安东尼和屋大维发动的内战，而被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三巨头放入专门针对他的一份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未公布），形成了除掉西塞罗的音谋。当西塞罗准备逃匿时，被安东尼指派的百人队队长追上，在树林里割下西塞罗的头颅和双手，并依据罗马内战中处理战利品的习俗，被钉在罗马城市广场的讲坛上。西塞罗的头颅或许还在罗马广场上论述着他最看中的立法原则：“没有什么比认识到我们生来是为了正义更能让我们变得崇高了，法律不是靠我们的意志而是依靠其本新来实施的。”但是，拥有立法权的罗马执政官安东尼的“不受法律保护名单”，恰恰是对西塞罗倡导的立法原则的一种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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