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没法经营荆襄九郡，这并不是说他比刘表差，而是因为时代变了、两人所面临的请况完全不是一码事。
先看刘表，他之所以能单骑定荆州，并且安安稳稳占据十余年，主要因为这几个因素：
身份根正苗红——当时汉灵帝刚刚驾崩，东汉皇室仍是公认的天下之主；刘表身为汉室宗亲，还是朝廷官方任命（虽是董卓举荐）的荆州刺史，所以能得到当地地主集团的积极配合。
内外无强敌——刘表整合荆襄的过程中，整个北方正陷入混乱，董卓的凉州势力长期与关东兵马互掐、无暇南顾；而南方除了上游同为汉室宗亲的刘焉外，在没有其他像样的集团，都是些小打小闹的草头王，这等于给了刘表得天独厚的空窗期。
特殊的人才资源——刘表定荆州期间，天下正处于王朝崩溃后的最黑暗阶段，军阀并起、战火纷飞，许多士大夫亟需寻找安身之所。而刘表身为“八俊”之一，本身就是一时名士，他在荆州推行儒政、开设学校、招揽名士，大量才俊纷纷前来投靠，使得当时的荆襄地区人才济济。
官方身份加持，宽松的竞争环境，雄厚的人才与自然资源，多重利好因素的叠加，让三面受敌、谈不上占据天险的荆州地区在乱世中过得潇洒自在。
后来，虽然孙氏强势崛起，但由于手握上游优势，荆州集团一直从容应对，进攻虽有难度，但自保绰绰有余。
但在赤壁之战后，刘备面临的请况可就是另一幅模样了。
其一，生存环境恶劣。曾经混乱的北方早已统一，虽然曹草在赤壁落败，但南北巨大的实力差距没有改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面对强大的曹军，荆州早已安全不再。
同时，荆州上游的益州、汉中在赤壁之战前就跟曹草眉来眼去，保不准有再度“识时务”的可能；
身旁的孙权虽是盟友，但对荆州也有迫切而现实的诉求；“借”荆州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拉拢帮手共同抗敌的折中之策，而不是为了扶持另一位刘表。
也就是说，这时的荆州，在北、西、东三个方向都面对着现实的压力，而且每一方的客观综合实力都比刘备更强大。在这种局势下妄图固荆襄，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二，荆州的资源已今非昔比。身逢乱世，不同军事集团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资源的争夺战。因此，那时的曹草可谓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每征服一个势力都会大肆搜刮人才。刘琮投降后，荆州本地世族大多归顺曹草。
史书记载：“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嵩，大鸿胪；羲，侍中；先，尚书令；其馀多至大官”，蒯越、韩嵩、邓羲、刘先等都占据了要职，这些曾经为稳定荆州起到关键作用的世家大族已然选择了当时最强大的势力。
而且，赤壁之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抢夺战，也对荆州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破坏，曾经的沃野千里、带甲数十万的殷实面貌一去不返。因此庞统就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天时、地利、人和都谈不上，刘备想要重振荆襄、长期在此经营，谈何容易。背刺刘璋固然无请无义，但也属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