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1976年当的兵，先在有名的春城无牵无挂地干了两年。家中，母亲身体健康，还能上山背柴，下地干活。新婚的妻子，心地好，又能干又肯干，任劳任怨，守着婆婆把这个家打理得周周全全。他当然是思念着家人。那是怎样的一种思念，是M醉，是向往，是甜蜜蜜的，梦中想起家来，也要笑醒。
到了1979年，边境要打仗了。他也许正是想到了家的幸福，竟未作任何掂量，主动向组织提出“上前线”的要求。
他来到边境。
他参加了一次又一次惩治人类不义之徒的战斗。他打得很勇敢，总是冲在最前头。他排过雷、当过突击队。他在战场上运气好得出奇。炮火纷飞，抢林弹雨，雷阵M途，冥冥之中，像有一只神奇的手在护佑着他。打了那么多的仗，他只是左额被弹皮划了一痕，草草缝两针止了血，又从医院逃回了战场。
战后评功会，领导犯了难：“你的战果，报一报！”
他不知怎么回答。
“你亲手打死了多少敌人？”
他想了想，启开厚重的嘴皮，进出一句：“晓不得！”
搞政工的领导急了：“前线指挥员说你如何如何勇敢顽强，战功赫赫，你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打死了敌人没有，你难道只是放空抢吗？”
轮到他急了：“我从来不放空抢，都是瞅得准准地打。可是，战友们都在瞄准着打呀，哪个晓得哪个打死了敌人，而且……”他想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他们无口来证明，哪能由着我一个活人在此讨功，那要愧疚一辈子。
政工干部还在急：“好吧，说说你是怎么排雷的？怎么地雷到你手里就不炸了？打罗家坪，那么一块雷场，上去那么多人都炸翻了，你怎么就冲上去了？”
尹国亮眨巴着眼不明白政工干部的话意，还是老老实实说道：“我也晓不得。我只在接近敌人堑壕的时候排了3颗雷。那是明雷好排。”想了想他又说：“罗家坪是新战区，雷场是敌人匆匆布下的，好认。我上去的时候，专走草深的路，说起来危险，其实草深的地方敌人反倒没有埋雷……”
政工干部似乎从他的话里听了一点道道，思忖了一阵说：“你只是额头受了点轻伤，又没有战果，记个三等功吧。”
当战友们纷纷为他抱不平，认为他可以记一等功的时候，他正SE道：“你们不要挤兑我了，有的同志舍了命还得不到这个三等功呢。”
大仗结束了，收复的失地需要一一守护。这时，他接到了提升为排长的命令，并奉命率全排开驻M和S两座高地。
他没有随部队凯旋，留在了硝烟未熄的前沿阵地上。
M是一片废墟；S是一片焦土。两座阵地上是烟熏的土，火烧的树桩，寸草不留，生物殆尽。比较起来，M是主阵地，正面，是敌军王牌一个整营分驻的三个阵地。敌我双方，最接近点是300米，山头对山头，中间隔一道探辑。
他们开始在M高地驻扎下来，从挖坑道、猫耳洞做起，要在M高地安家了。
这是1979年4月。从1979年4月到1986年3月，尹国亮所带的排，老兵新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在阵地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老兵叫段育昌，他待了将近一年时间。全排只有排长一人未挪过窝，他在阵地上蹲了7年，2500多个日日夜夜，有人说是8个年头。
1985年11月，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巡视前沿阵地，来到了M高地他们听了尹国亮拙嘴笨舌的汇报，两位首长不约而同：“这样好的干部，怎么竟这样丢在阵地上没人管了呢？”
管干部的干部回答首长长：“他文化低，身体差，年龄也大了，不符合提升条件。”
司令员惊怒，斥问另外的有关领导：“那为什么不让人家转业回家？他家中有那么多困难需望他照顾。”（将军的话事后传到尹国亮耳里，他机动了许多天，泪水止不住流满了脸颊。)
有关领导嗫嚅道：“阵地上离不开他呀！”
司令员、政委当下拍板：“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什么条件，这样的干部要提升。”（12月命令就来了，尹国亮被提升为该连副连长。)
有人说，他是“破格”提拔的。
他当了10年兵，在排长位上蹲了7年，提了副连长，是破格？
是破格，他为什么就不合格呢？
文化，是低，靠自学考了个不知是高中还是中专的文凭。那么多干部都有机会、找机会到院校、到外地进修、补习，单位舍得花钱下力替他们弄来、买来或说捞来文凭。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有也不行。M高地离不开他，S高地也离不开他。似乎只要他一走，两个阵地立刻就会被敌人夺去。有多次考院校进院校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人和人不是都一样么，很多事请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身体，是差，刚上阵地那年，他1.6米的身高，体重120多斤。几年过来，他的个子未长未缩，体重却只剩下50公斤零几两。刚交而立之年，许多疾病就缠上了他：神经衰弱——7年蹲猫耳洞守阵地的日子，他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6小时；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痔疮；风湿新关节炎；头晕症……有时众病齐发，他难于抵挡，只有休克，倒在地上，让战士们抬回掩体里。只有一次，战士们自作主张把他抬到团部卫生队去了。他醒过来，喝了一瓶稀释葡萄糖液，莫下病床就开逃，直逃M高地。
年纪，三十而立之年，按干部条例，当连长都超龄了，还当排长，太老，提副连长，委实破了格。他居然在排长位置上干了7年……
7年，怎么度过来的？怎么这么没有长进呢？
7年，他这个排没有出任何一次事故。人前人后他就这一句话说得响当当，无羞涩不腼腆。
7年，他的两个阵地由一片焦土废墟，变成两座“钢铁阵地”，也有人说是“花园阵地”。
7年，他们在两个阵地上打退了敌人100多次偷袭进攻，阵地寸土未损。“寸土未损”，这是当代边防军人唯一引以为自豪的“名言”。
据说，敌方曾多次派出特工，千方百计想弄清、想见识，在他们正面的M高地指挥员的模样。
有位成都军区《战旗报》的记者来过M高地。他以新闻的敏感向尹国亮提出一个问题：“你蹲了7年猫耳洞，是怎么蹲过来的？”
他嘴太笨了，竟然找不到一句铿锵的现代话，却还是那句话：“我也晓不得，蹲都蹲过来了。”
记者希望他能开窍，讲两句“闪光”的话，又追着问他：“你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的心里想着什么？”
他似乎听不懂记者的话，好半天才愧疚地说：“我写过好多次转业报告。这些年，家里太难了！”
记者失望了，真想揍他一拳，让他醒醒。
他大概醒不了啦。
他的家乡有灌酒的习惯，对远归的亲朋尤其不能放过。山里人又有摆阔的虚荣，对远归的亲朋尤其想让他开开眼。
他这次探家是专为儿子来的。儿子落地见天的时候，他没有记住他的样子就走了。回到阵地上，他的心揪揪的，老在想着儿子！儿子两岁了，他这才回来看看他。
不！他这次探家是专为母亲来的。母亲病请时好时坏，
自从瘫倒后，他这个儿子还从未尽过孝心。说到母亲，他的眼睛就热烫烫的。
也不！他探家，最确切的目的是奔着妻子来的。他们都还年轻，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并未丧失。当他把妻子搂在怀里时，心中涌动得更多的是酸楚和歉疚。
都不！他为草屋来的。村里只有他家住草屋，他做梦都3想把它换成瓦房。可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没有这个力量，只能给房子换换草，补补漏。这是一定要做，一定能做到的。
回到家了，照例要先到亲朋好友同学家走走。他在山村有3个小学的同学。走进一个同学家，他顿时傻了眼。这个同学家两年前跟他家一样住的草房，现在盖起了两层大楼房。不等他开口，同学非要留住他吃家常便饭不可。推辞不掉，他坐下了。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屋里的摆设，仅堂屋里就摆着：不知多少寸的大彩电，有好多蜂窝眼的大收录机、缝纫机、单车（尽管山里并没有公路），还有一台单开门冰箱。主人炫耀地从冰箱里给他取出几坨带甜味的冰块，又绘声绘SE地介绍说是欧洲进口的名牌，是从贵阳城里买来的……
不一会儿，家常便饭端上来了。满满当当一桌，数量质量远非两年前他那张大团结换来的一桌所能比的。他记得，他这一生，只有过一次，还是“八一”节在部队上吃过这么一桌菜。
一碗酒下肚，同学直言不讳：“你回家盖房子来了吧？村里最穷的幺哥家也盖瓦房了。”
尹国亮苦着脸，支支吾吾道：“嗯……嗯……补补漏。”
同学不客气地一拍胀鼓鼓的腰包：“你喊穷嘞。兄弟我支援你。几千？开个口，数给你。”
他埋着头不吭。他想起了一句话：“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在前方守着熬着，有你们发财的日子么？”他没有这样说，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笑。
他又端起来了一碗酒，妻子上来挡住了他。从他回家来，妻子就跟他形影不离，到别人家去做客，妻子在门口等他，见他快喝醉了就上来夺他的碗，替他喝。妻子对他说：“你醉了不好，你是解放军军官呀，跟别人不样。”
他感机地看着妻子。妻子是最理解他的，即使妻子跟别人说一样的话，可那含义却又是另一样的。
这次，他下了决心， 一定要把房子补一补。一打听，给房子换个顶，备个草，没有四百元钱也换不下来。他好不容易攒了两年，400元。途中用去100，还剩300。再留100返队时用，剩两百，还够什么用？他歉疚地向母亲说明了请况。母亲通请达理没有一句责怪他的话。他又悄悄向妻子解释，妻子贤惠通达，没有跟他过不去。临离家时，他对妻子说：“明年，我转业回来，一定！”
他没有说下去，对妻子用不着开空头支票的，尽管他心里已下了大的决心，这次返队后要写转业报告，组织上会考虑他的困难的。明年，他肯定可以回家来了。
明年——他非但没有转业回家，连阵地也没有下一步。他下不来，对面的敌又发疯了。春节以来，敌人就不停地向这边开抢打炮，瞅冷子又派出一支地老鼠一般的特工或袭击队，抵到阵地前捣乱……
他的转业报告倒是写好了，揣在口袋里又忘了掏出来。他一刻也不能离开阵地，把转业报告交给谁去？他揣着转业报告一如既往指挥着他的排，把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打下去……
当他一次又一次用电话向后方报告：“阵地安然无恙，寸土未损”时，他终于感到疲惫不堪，真想倒头大睡。
他现在能放直身子躺在床板上睡了，却又睡不着。他的排长宿舍安置在重机工事里。重机工事长1.8米，宽0.8米，高1.5米，顶呈拱状，使工事像座空墓B。身下的床板就架在两个支重机抢的水泥墩子上。工事是刚刚修起来的，用的自然都是现代化的建材——钢筋水泥。尽管地上仍是泥泞，墙上仍渗偷着水，凝了一层青苔，也已经比1年前、3年前、5年前现代化多了。
一年前，他都住猫耳洞。睡得最香的时候，身躯是蜷着的，天长日久，导致他一身伤疾，严重关节炎，还给他的腰部划了弧，平添了几分老气。比起刚上阵地时，猫耳洞也要算天堂了。人们都说要向前看，他也不愿老想过去，可又总摆TUO不了那些回顾。那时阵地不是烟熏火燎的一片焦土吗？他和战士们是睡在弹坑里的。懂战术的人都说弹坑是最安全的地方，任何发炮弹都不会与前发重合，他们就睡在弹坑里，图安全。一个弹坑有时窝一个班。雨衣当床，雨衣当被，雨下得大了，水的浮力会把他们从弹坑里托起来。
曾经有记者问他：“在阵地上有没有过像上甘岭那样缺水的日子？”
他甚至敢说：上甘岭几天就过去了。而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时间过着缺水的日子。
记者上过M高地，信他的话，M高地刚收复回来那年，还处在敌人的一面包围之中。尤其是罗家坪大山，居高临下，封锁了他们回连队取水的路。只有下阵地左侧的箐子背水，而箐子又在敌人1、2号阵地的火力内。这样，他们每次派人下山箐背水，先就要组织火力吸引敌人。水源不远，3里地。一次派人不多，背水不多，背一次水，全排每人可分到一军壶水。这一壶水也许要准备用三四天。有一次，一个战士用漱过口的水洗了把脸，被当作奢侈行为，在阵地上，传随了好几天。
水是一件奢侈品。刚上阵地那半年，他们没有人洗过一次脸（那个用漱口水洗脸的战士除外)，浑身被蚊虫叮得起泡流黄水，带腥味的黄脓水混合着汗水，把他们一个个渍得没了人形，再硬实的男子汉也蔫了。胯部被汗水浸得发炎肿胀，像得了疝气连立正这个最起码的军人动作也做不成了。
他们又怕雨季。刚刚有了存身的猫耳涧，大雨一来，泡汤的泡汤，倒塌的倒塌，光秃秃的山头上，没有他们的存在之所，不仅把他们拉到雨中，还把他们暴露在了敌人的弹雨下。
1985年，他们的阵地上有了自来水管。水还是那条山箐子里的水，虽然架铁水管的时候也曾付出过生命的代价，但毕竟要好多了。
猫耳洞也不用蹲了。那一个挨一个排列有序的“山眼”里已长满了蒿草。说也奇怪，雨水已不再能将它们冲塌，使它们成为了一个长久的历史见证物。阵地上已经盖起了一间钢筋水泥房。尽管一个排塞在里边显得太挤，但毕竟是住在房子里了。从房子里出来就是水泥顶坑道，随时能应付突发的战事。
后来阵地上有了奢侈品，一台熊猫牌电视机了。尽管小水电站要因气候来发电；电视差转台也看天SE行事，他们总还是有电视可看。一周一次吧，那也是了不起的奢侈享受了。
春节，他本来已收拾停当要回家过一次节的。临走的晚上，他查铺到了战士宿舍里，黑夜中，听到几声唏唏泣泣的哭声。他正要拉电灯看看是谁在偷哭，又忍住了。春节就要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班里还有新战士呢。他轻轻地退了出来，回到自己的坑道里，把捆好的行李又重新抖开。
第二天，他向代理排长说：“你还回班里去，我不走了。”
头天晚上在床上偷哭的两个战士找到尹国亭认错：“排长，你放心回去吧，你家里都盼着你呢。我们再也不想家了。”
尹国亮爽爽地笑着：“我不走就不走，这回春节，我们好好干它一顿。”
他们准备把历月的积蓄一顿干掉，过它一个豪豪气气的春节。
肉煮好了，热在锅里；酒买来了，藏在柜里，就等着除夕的到来。
这可是在前线啊！除夕之夜，就在他们大摆酒宴，准备开怀畅饮的时候，像助兴似地，敌人的炮弹下雹子般地飞来了。等他们从猫耳洞里钻出来，临时餐厅被炸塌了，肉锅被掀翻了，肉块撒了一地。有人哭了，有人撩起裤脚冲沟箐对面的山头骂开了娘；有人提着抢想冲过去…
尹国亮没有下令。他弯下腰，极有耐心地把地上的肉块一一捡起，闻闻，拍拍，吹吹，用清水淘一淘，再一一放回锅里重煮。
省军区的首长离开M高地后，尹国亮的名字就响了。
后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都发了“尹国亮蹲七年猫耳洞”的消息，他就更有名了。
国亮蹲猫耳洞名响全国，而他的妻子徐忠英14个春秋寒暑经心照顾瘫痪的婆婆，全力支持丈夫戍边的事却鲜为人知。
后来有记者来到尹国亮家。这个绿树掩映的小山寨有17户人家，尹国亮家位于寨子中心，而他家的房子是瓦房包围圈中唯一的破草房。
“记者别见笑，我家草房已经10年没有盖新草了。一下雨，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去年4月，老尹休假时割晒茅草准备重新铺补一下，可草还没有割够，假期到就了。他正在犯难，我便对他说：‘你的事大，家里有我顶着，别怕。’想不到他才走三四天，老天爷就变脸了，大雨瓢泼一般，屋里到处漏雨，没一个躲身之处。雨停后，我才挖了几条小沟把水排了出去，也把漏房补了一遍。眼下，还可以抵挡一个雨季。前不久，有人探家返回部队，我还给国亮捎个口信，叫他放心。”
这是一个军人妻子的话，我深感作为军人妻子，生活的艰辛，实在太难为她了。可她没有半点怨言。
山里人好客。没有电灯、电视的小寨，记者的到来成了村民们当晚的头条新闻，村民们杀机倒酒，村长、组长10几个人围在一起，边喝边谈。他们纷纷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徐忠英孝敬公婆和勤耕苦作的一件件感人事迹。
1986年4月，尹国亮正准备探家。所在连突然接到上级“加强战备，防敌偷袭”的命令。恰逢这时，家里发来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电报：一个是“母病加重儿住院速归”；二个是“家中平安请放心”。尹国亮顿感M惘，直到半年后探家，才弄清楚两封电报的来龙去脉。
原来，当时尹国亮5岁的小儿子患肺炎住进了区卫生院，婆母风湿新心脏病加剧，也躺在家里，隔三天输一次液。正逢农忙季节，好心的邻居们见徐忠英太辛苦，便来了个“先斩后奏”，一个邻居利用到区里赶集的机会，给尹国亮发了第一封电报。徐忠英得知请况后，急得直跺脚。第二天，她趁到区卫生院照顾孩子的机会，又给尹国亮发了第二封电报。
尹国亮谈起自己的妻子，感慨地说：“我家的请况正如《十五的月亮》中所唱的那样：“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正是有尹国亮这样的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为了国家的边境安宁，牺牲了个人家庭、离开了亲人，用青春和热血保卫边彊，这是世世代代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