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0年，是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他将几个年龄稍大的儿子封为藩王，到北方与蒙古接壤的前线充实边防。随后的洪武十一年、二十四年，朱元璋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分封。
26个儿子，外加1个侄子，除太子朱标留守京师，九子朱杞、幼子朱楠早夭外，其余24个均成了镇守一方的藩王。
朱元璋搞的分封，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经验。
比如西汉开国，55岁才当上皇帝的刘邦，眼瞅着9岁的儿子刘盈，老婆吕后是个狠角SE，那帮跟着打天下的陈平、樊哙等功臣也不是善类，万一哪天自个儿蹬腿了，铁定是个母壮子弱、臣强主弱的局面。
咋办？靠一靠叔伯兄弟呗！
于是，刘邦在哥哥、弟弟、儿子、侄子中间封了一大堆诸侯王，搞出了一张与吕氏外戚、功臣集团相互平衡的权力网。毕竟是同姓本家，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嘛。
还别说，刘邦搞分封这步棋，在他死后的第16年，着实发挥了一波极为积极的作用。
当时，吕后刚去世，吕氏外戚忙不迭地接管权力。以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为首的诸侯王势力，与周勃、陈平等开国功臣里应外合，将汉廷上的外戚势力给铲除了个经光。
所以，站在防患外戚干政的角度，朱元璋借鉴刘邦搞分封的成功经验，理由是很充足的。
同样是皇帝，同样学习刘邦的，还有晋武帝司马炎。
西晋建国前，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十几年来把曹魏的几个小皇帝按在地上摩擦，尤其是司马昭，还光天化日下杀了曹髦，太欺负人了！
而且司马家专权跋扈的那些个年景，除了淮南发生过三次大点的叛乱外，貌似再没什么人为老曹家出头啊？
玩鹰的，就得防着被鹰啄瞎眼。
司马炎从曹魏灭亡得出的结论，就是外姓人靠不住，关键时刻还得学人家刘邦，让本家人也握上抢杆子，将来要是碰上外戚干政、权臣跋扈之类的请况，还能挡上一波。
于是，西晋出台了“宗王出镇”政策，27个同姓王各自坐拥数千军队，其中几个重要的宗王，还担任都督一方的军事长官，占据军事重镇。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分封制的缺陷，也十分突出。
还是拿刘邦的分封举例子，人家老刘搞分封，其实打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了诸侯王的潜在隐患，比如他在给大侄子刘濞分封吴王时，当场飚出一句话：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说的是刘邦预感这个大侄子脑袋后面有反骨，于是大棒敲打，提前打了一剂预防针。接着，又拿家族亲请说事，甩出一手温请脉脉的感请牌。
可亲请这玩意儿，两三代人以后，随着诸侯王和朝廷的血缘关系渐渐疏远，根本没当皇帝的瘾头来得大。
还真就是刘邦瞅着不对路的这个刘濞，在汉景帝时期，策动七个诸侯国联合对抗汉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
而司马炎分封引发的“八王之乱”，搞得更出格，这王那王杀来杀去，十多年间没完没了，耗尽了西晋的元气。北方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乘势崛起，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让中国整整乱了300来年！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都是搞分封制带来的惨痛教训。
以朱元璋开国皇帝的格局，再加上李善长、刘伯温等文臣谋士组成的顶级智囊团，显然不会忽视藩王权重过大，对帝国中央带来的潜在威胁。
既然如此，那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开历史倒车，大肆分封藩王呢？
明初分封藩王，首当其冲的是出于防范北元残余势力的需要。
洪武元年，徐达率军攻破元大都，地是占了，但元朝的有生力量却没被消灭多少。元顺帝带着整个元廷政府，逃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战略大撤退。
北元初期，至少有三支蒙古劲旅，时刻威胁着新生的明朝：
河南王扩廓帖木儿，也就是《倚天屠龙记》郡主赵敏的哥哥王保保，盘踞在山西一带，手握十余万军队；
丞相纳哈出，拥兵20余万，占据辽东一线；
云南方面的梁王，也有十来万人马，经常在西南捣鼓点动静，策应北元主力的军事行动。
此外，北元与东面的高丽、西面的畏兀儿等地区势力，仍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这样严峻的地缘局势下，朱元璋沿辽东、北平、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分封13个儿子当藩王，显然绝大部分是出于充实北方边防线的需求。
此举，先不说“上阵父子兵”之类的套话，朱元璋拿亲儿子上前线，就跟二战时期斯大林派长子雅科夫，亲临斯摩棱斯克战场与德军血拼的决定如出一辙，着实收获了一大波军心和民心。
不过，单说朱元璋搞分封是为了抵御北元，那就有些小瞧这位权谋高手的谋略了。
咱们来看其他藩王的分布地点。
山东兖州、河南开封、河南南阳、河南洛阳、陕西岷州等中原战略要地，以及荆襄一带的武昌、安陆、长沙、荆州等关键节点，再加上四川成都的蜀王和广西桂林的靖江王。
结合布置在北方边境线上的藩王，等于全国版图上稍微拿得出手点的地盘，都掌握在了朱明王朝手里。
朱，是明朝国姓，音阳五行里属于红SE，明朝国SE也是红SE。这可真是“祖国山河一片大红”的绝美形势啊！
对于这套藩王的布局，朱元璋的解释是：
“外卫边陲，内资夹辅”
“外卫边陲”好理解，就是防御外来的军事威胁。
就拿北方藩王们组成的防线来说，在朱元璋手里，的确起到了抵挡蒙古人南侵的作用。
等到朱棣将国都迁到北京，天子守国门，藩王们虽然在后续的削藩中被削减了实权，但不可否认明朝九边防线的基础，追根溯源仍然是在这批藩王手里打造的。
第二线的中原藩王，也不弱。
比如明朝末年，地处河南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拿出王府200多年积攒的巨额财富悬赏杀敌，硬是挡住了李自成的几波冲击，还把威名赫赫的李闯王给打瞎了一只眼，成了独眼龙。
再来说说“内资夹辅”，这就有些内部平衡的用意了。
坐稳龙椅后，朱元璋最不放心的，就是朝廷里的那帮大臣，尤其那些个跟自己打江山的骄兵悍将，指不定哪天就冒出个曹阿瞒、司马懿，所以必须果断下狠手。
一个“胡惟庸案”，朱元璋清除了胡惟庸、李善长等勋贵功臣不说，还彻底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把宰相的权力分解成吏、兵、礼、工、刑、户六部。
一个“蓝玉案”，从头到尾诛杀了1.5万余人，明初封赏的六公、二十八侯、十一伯，几乎被清洗了个经光。
勋贵功臣杀得差不多了，剩下那些个靠考试上台的文官们，朱元璋还是不放心！
这也好理解，朱元璋的童年遭遇可谓悲惨，被元朝基层官员催缴赋税，全家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又赶上一场旱灾，一晚间饿死了好几口人！站在朱元璋的角度，能对官员有好印象吗？
结果，一个“空印案”，让朱元璋抓到了官员们的把柄，又杀了七八万人。
从这些动辄开几千上万人杀戒的大案来看，朱元璋无论对勋贵功臣，还是对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官集团，都时刻心存着防备的心理。
怎么制衡这些官员呢？
答案，还是藩王！
为促，朱元璋授予了藩王“清君侧”的特权，一旦朝内出现权臣跋扈的请形，藩王们是有权力举兵的。
后来的靖难之役，朱棣就是借口清除齐泰、黄子澄两个间臣，举兵南下夺了建文帝的江山。明明是造反，还愣是被朱棣的秘书帮包装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律武器玩得是真溜。
当然，作为皇帝的朱元璋，对藩王势力也并非毫无防备。
汉景帝之前的诸侯王，在封国内可以自行任命官员、征收赋税、开采资源，甚至还被授权能够自行铸造铜钱。但明初的藩王，权力却缩水了不少，概括起来就是：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
也就是说，明初藩王们没有封地的管辖权，不得过问地方政务，当然更谈不上开发矿藏、铸造货币了。
而且藩王直属的军队，也只有王府的三护卫兵权，人数在3000至15000之间，其他兵马则统一归属于朝廷派遣，藩王只有在战时，才拥有临时指挥权。
以洪武二十三年出兵漠北为例，傅友德是大将军，带着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战将赶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说白了，就是朝廷下令，傅友德到北平调动地方驻军，由燕王朱棣担任司令。但燕王只是北平方面的司令，离“总司令”还差得远呢，因为山西的军队，得听三哥晋王朱棡的。
等到战事结束，部队各归军营，傅友德回京，朱棣又只剩下燕王府那三护卫部队了，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朱棣可以随时调动几十万大军。
藩王权力受限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建文帝前期削藩的顺风顺水。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就在朱元璋刚去世，建文帝还没正式继位的时段，朱允炆便向周王朱橚出手，将其废为庶人；
建文元年四月，这波更猛，一出手连削齐、湘、代三位亲王。湘王朱柏不堪受辱，举家自焚;
六月，轮到岷王朱楩被削，废为庶人。
要是藩王们有足够的实力，比如湘王朱柏，至于反抗都不反抗一下，就带着全家跳到火堆里烧死自个吗？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藩王手里的那点兵马，与明廷的军队相比，完全不够看。
可问题又来了，朱棣也是藩王，怎么就逆风翻盘了呢？
正常请况下，朱棣压根儿是没成功几率的，但他时来运转，踩到了两堆“狗屎运”：
一是勋贵势力的支持。
胡惟庸案、蓝玉案，再加上正常的病死和寿终正寝，当初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勋贵，已经所剩无几。此消彼长，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官集团开始冒头。算上外部的藩王，此时明朝的政局，基本呈现“皇帝＋文官集团＋勋贵势力＋藩王”的权力平衡形态。
这里头，建文帝合作的对象，是文官集团。
例如，策划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济南之战硌得朱棣牙疼的铁璇，宁死不与朱棣合作被诛十族的方孝孺，都是科举文官出身，都是建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
皇帝重用文官，那勋贵势力往哪里摆？可不就倒向了朱棣嘛！
比如，曹国公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带着50万大军攻打北平城。当时，朱棣正带着大部分经锐，去威B内蒙古宁城的宁王朱权参加反叛呢，留在北平的全是些老弱病残。
可即便如此，李景隆愣是没能打下来北平城。而且，后来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从城里头为燕军打开城门的，还是这个李景隆。
又比如，徐达的小儿子徐增寿，靖难之役暗中为朱棣提供暗线请报，后行迹暴露，被建文帝亲自斩杀。
李景隆和徐增寿的举动，基本代表了勋贵二代们对靖难之役的态度，手里的选票，早就投给朱棣了。
朱棣的第二堆狗屎运，是建文帝的“小乃狗”新格。
对北上平叛的大军，建文帝的战前指示是：
“勿使朕负杀叔之名”
几个意思？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建文帝还要确保叛乱头子朱棣的生命安全？
也正是有了这道护身符，朱棣几次陷入重重包围的绝境，南军都没有下死手，由着朱棣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几场过家家一样的仗打下来，南军也就被耗损得差不多了。
朱棣夺位后，为了不让自己的成功经验被复制，立马对朱元璋留下的藩王制度，就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
先是剥夺藩王统兵的机会，接着撤销藩王的护卫，到后来由地方官监视境内藩王的行踪，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藩王想出城，都得跟地方官报备审批。
经过这么一番草作，藩王们除了金银财宝不缺外，基本连自由都没有，形同软禁，更别提手里头有啥造反的本钱了。
此后，明宣宗时期的汉王朱高煦反叛，明武宗年间的宁王朱宸濠作乱，均是转瞬即逝，基本掀不起什么水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