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弥留的时候，还有个儿子叫孙绍。不仅如此，孙策那时候，有三个弟弟，孙权也不是三个弟弟中最得孙策青睐的。那时的孙策必须从三个弟弟之中选择一人继承孙策之位。孙匡年龄太小，又与曹氏结亲，显然不适合做江东之主。孙翊骁悍果烈，有兄孙策之风采，看来是最佳的继承人选。而且孙策本人也对孙翊这个弟弟格外青睐，寄予厚望。孙权也不错，很早就随兄长左右，新格比较温和，也颇得孙策欣赏。另外，孙权的优势是年龄在兄弟之中最长，相对最成熟。按照传统，庶生子孙朗是不参与继承的。
那为什么会选孙权呢？孙策临终时，遗令孙权继承他，“呼权佩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因命张昭等人，好好辅助孙权。孙权此前曾经担迁过阳羡（江苏宜兴）长、奉义校尉等职，又普随孙策进攻刘勋、黄祖。策既死，权继立。
由此看来，孙策选择二弟孙权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孙策之所以选择成熟稳健的二弟孙权接班，主要是看重孙权的个新与父亲和自己有明显不同。孙策认为，惟有孙权才能避免孙氏家族悲剧重演。新格决定命运。而新格是难以改变的。孙坚、孙策父子英年早逝的悲剧，都与其个新密切相关。当年，因为勇猛而轻躁，孙坚在荆州与刘表的战事中陷入埋伏，身死岘山。孙权个新沉稳，再加上年龄的优势，就使其成为驾驭江东的最佳人选。
孙权何以能迅速稳定局面？
这时虽有江东六郡之地，但深险之处，多为山越所占，末尽从命。部下也各怀彼此，去就未定，这正如《三国志·孙权传》所说：“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像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业，故委心而服事焉”。
孙权初立时，形势确实不稳。如孙策所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就不服从，并且招纳孙权的亡叛，权写信索还，李术却回信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孙仪得书大怒，攻灭了李术。其他抱观望态度者，颇不乏人。幸而张昭、周瑜，竭力辅助。张昭是彭城人，也是汉名士之一，避乱江南，任孙策的长史，文武之事，策多委托他办理。孙策既亡，他倾心辅助孙权，北来名人流寓，因而也逐渐定心下来，如诸葛瑾、鲁肃等，皆米归权。周瑜既败黄祖后，留守巴邱（湖南岳阳），闻策已死，即率兵赴丧孙权留瑜，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事权。张昭是名士之首，周瑜有实力之雄，两人为辅，影响很大，稳定而且发展了孙吴鼎立于江表的局势，故《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书》说：“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沿，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
周瑜协助孙权，更是解决了若干重大问题孙权继立不久，曹草要他质任子，即以亲子弟为抵押品抵押于草处，孙权与张昭秦松等商量，犹豫不决，因而独与周瑜同到母亲吴夫人处议定决策，周瑜认为吴有六郡之地，兵经粮多，所向无敌，不应送质。孙权母亲同意周瑜的意见，决定不送质，并且还对孙权说，周瑜和孙策同年而小一个月，我待他如儿子一样，你应待他如哥哥此事既说明周瑜和孙家的关系密切，同时也说明了他对孙吴大的决策权力。
此外，追随孙坚，孙策的旧将如程普、朱治、董袭等人，共同维护孙氏的政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董袭就在孙权刚统事时说“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乘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在孙策刚死，孙权年少继立，大家正担忧时，能这样支持孙氏，作用自然不小。孙吴得以割据江东，确也因为具有了当时的地利、人和两个条件。
固然不可否认周瑜和张昭对孙吴政权在江东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没有孙权的知人善任，和虚心纳谏，周、张二人绝对不会有如此重要作用。
孙权所展现的军事才能
孙权继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镇压山越和西攻黄祖。镇压山越，不仅是一般的稳定内部，而且是从山越调取人力财力，剥削山越人民以加强孙吴政权的国力。西收黄祖则系收取荆州，以争取长江上游形胜之地，更好地屏障江东割据之局，替父亲孙坚报仇，只是其次或借口而已。
1、关于镇压山越方面：
山越即秦汉以来百越之后由于汉族统治者的压迫，他们退居于山林地带。当时建安（福建建瓯）一带的山越，当即闽越的后裔；会稽一带的山越，当即瓯越的后裔豫章一带的山越，当即豫章越族的后裔。汉武帝曾迁闽越于江淮一带，故孙吴时，丹阳也有山越。这些山越很多已经汉化，或者正在汉化中，也有若干汉人居于山地，被称为山民。
山越既是逃避汉族统治者的迫害而退居山地，血缘纽带还有很大的作用，往往群居某一山区，因此，山越有时也被称为宗部或宗人。孙吴时的宗部和山越，基本上是同一对象的不同称谓。山越居于丛山之中，从事农业，“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日常生活大体同于汉人。
建安八年（203年），各地山越起而反抗，孙权“使征虏中郎将吕范，平鄱阳（江西波阳）、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乐安（鄱阳郡属县），建安都尉太史慈，领海昏（豫章郡属县），以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守剧县令长，讨山，悉平之”。就在同一年，南部都尉贺齐镇压了建等处洪明、洪进等的反抗，并从反抗者当中“料出兵万人”，这一年是较大规模地在各处镇压山越的反抗，此前孙策就曾镇压过宣城等处六县的山越，此后，贺齐还镇压过上饶、黟、歙等处的山越，陆逊、诸葛恪等又相继镇压过会稽、丹阳等处的山越。
镇压山越后，既可料取山越为兵，又可从山越榨取到租税财物。如陆逊既镇压了丹阳等处山越后，“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经卒数万人”。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时，估计可得甲士四万，结果“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且夺得不少财物，以充军用。强迫山越当兵，调取其租税财物，当然是对山越的压迫和剥削。只是山越和汉人一起当兵，一生产，客观上互相日趋融合，对江南落后地区的开发，也有积极作用。这样，对孙吴政权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
2、关于进攻黄祖方面：
建安八年（203年），即较大规模地镇压山越的同一年，先行攻打黄祖，破其水军，但没有攻克其据守的夏口城。以后一再攻打黄祖，到建安三年（208年）春，孙权再大举进攻黄祖。这次由甘宁建议，凌统、董袭等为先锋，先破其蒙冲战舰，吕蒙斩其都督陈就，大败黄祖军，并追斩了黄祖，俘虏了男女数万口。
攻灭黄祖，就去掉刘表的一只臂膀，是攻取荆州的前奏，这从甘宁的建议中可以明看出。甘宁指出应在曹草之前取得荆州，要取得荆州，就要先消灭黄相。只是在既灭黄祖后，还没有来得及继续进军，曹草就在这年秋大，带兵南下了。因此，接着就是孙权和刘备联合，大败曹草于赤壁的事了。
孙权所展现的政治才能
孙吴也力求取得荆州，甘宁在攻灭黄祖之前，劝孙权早日攻取荆州。鲁肃初到孙权处时，也建议趁北方多事之时，夺取荆州。刘表刚死，鲁肃又立即建议孙权，宜早日取得荆州，并自告奋，前往荆州观察形势，说合刘备，共同对付曹草。孙权基本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这说明孙吴要取得荆州是既定的国策。
揆诸当时形势，如果曹草抢得荆州之地，就可以顺江东下，统一全国。刘备据有荆州，则可据此西取巴蜀，北伐中原。孙权取得荆州，则可以屏藩江东，固鼎足三分之势。赤壁战前，荆州成为三方必争之地。赤壁战后，曹草败北，曹仁退出江陵，只能据有襄樊以北地方，因此，只剩下孙刘两家，共争荆州。刘备如果没有荆州作为跳板，就难以攻取巴蜀，更无论北伐中原，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就要落空了，因此，尽力设法取得荆州。孙权为了抗拒曹草，如无刘备合作，力量不免单薄，正是与刘备联合，才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的，因此，暂且同意将荆州借与刘备。不过，这只是权宜之策，最后是必得荆州而后已。
因此，在赤壁战后到刘备病死时，孙权一面北拒魏，一面力争日取回荆州，并进而以夺取荆州为重点。当赤壁战后，刘备西入巴蜀,吴将鲁肃屯防口（湖北嘉鱼西南）。等到刘备既得巴蜀汉中,孙权即命鲁肃、吕蒙收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及关羽北攻曹仁于襄樊，时鲁肃已死,吕蒙代肃。孙权和吕蒙商量：趁此袭取荆州，抑或北取徐州?吕蒙认为：“今日得徐州草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故孙权即派吕蒙率军西取荆州。并与魏连和，受曹丕封为吴王。魏黄初三年、蜀章武二年（222年），孙权建年号，为黄武元年，其大将陆逊又大败刘备于夷陵。至此，孙权全有三峡以东长江流域的地方，形势已固。蜀汉大败于夷陵之后，元气损耗很大，刘备也病死，故吴蜀联盟得以恢复，共拒曹魏。
吴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称帝，以建业为都城，改元黄龙。就在这一年，孙吴与蜀汉订立盟约，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司州则以函谷关为界对分之。《三国志·孙权传》并载盟约内容，略引如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由于孙吴既已全据长江中下游之险，形势稳定，故又联蜀拒魏，并且正式称帝改元。三国当中，孙吴称帝最晚，但从割据江东起计算，却是历时最久的。
孙权在位时，还有一项重要措施，即进一步加强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台湾当时称为夷洲，汉代时就和会稽郡人有来往，三国时也常有人“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
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得夷洲数人还”，据沈莹《临海水土志》所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地无霜雪，土地肥沃，既产五谷，又多鱼肉。可见大陆和台湾互机了解请况，来往甚密，孙权进兵台湾后，关系就更密切了。
孙权死后，儿子孙亮、孙休，仅能保据江东。传至孙子孙皓，暴虐无道，社会矛盾机化。晋太康元年（280年），被西晋所灭。从孙权黄武元年起算孙吴共经五十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