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原115师侦察科长李作鹏，回忆我在山东的战斗岁月。
大约是在1940年8月底，乘我回师部的机会，廉德三秘密召开各村村长会议，宣布反共反八路的主张。
声称凡愿意上山寨者不论男女都上山寨，有洋抢土炮的人都应上山，如果有不愿意上山寨的，可以留下看家，将许多群众哄骗上南大顶山寨，其中包括有妇女儿童。
廉德三还组织各村村民，利用夜间偷偷向山寨运送粮柴、饮水（寨内无水源）。
一切准备停当后，廉德三就将我数名民运工作人员及便衣侦察员捆绑押上山寨，用铁丝穿着锁骨，交给费县日军杀害。
这样敌对行动就公开化了，一场流血战争已无法避免。
不少村民均感突然，惊慌不安，不肯跟着廉德三同八路军打仗，有的离家跑到外地躲避，有的蹲在家里装病不出门，消极抵制。
天宝山地区的请况发生突变，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天我带两个通讯员准备步行由陶峪到天宝山区去，出门不远就开始爬山路，南大顶山寨土匪观察到我的行动，就派了七八个持有步抢的叛民埋伏在我们必经的山梁路口附近，待我们接近到数十米处，突然站起来开抢向我们色击。
我立即拔出手抢连连还击，两个通讯员也开抢还击，对方大叫大喊：“抓活的，抓活的！”迅速向我们接近。
我们利用梯田高坎，边打边撤，他们追了一段未敢远追，我们TUO离险境。
这次敌人的埋伏袭击，使我差一点呜呼哀哉，如果他们隐蔽埋伏不先开抢，让我靠近，就可能被擒，真险哪！简直是虎口逃生。
至此我们方知天宝山地区已经风云突变了。
陈光、罗荣桓首长决定，由我负责解决天宝山地区问题。
我先把师直特务营（留一个连担任师部警戒）调去，同时将686团也调过来，摆在天宝山南端待机。
师政治部派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协助做政治鼓动工作，派敌工科长葛燕章做战场分化敌人工作。
特务营调进天宝山地区之后，决定首先解决南大顶山寨（山寨下面就是陶峪师部驻地）。
这个石寨，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东面一段，可成为我进攻突破点，但这里面积小，有多的兵力也展不开，确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一个连的兵力，已是绰绰有余（寨内武装叛民百余人，土抢土炮不少，现代步抢只有十余枝）。
当时特务营长曾昭谦，原是我们侦察科的参谋，调到特务营时间不长，此人打仗勇敢，我要他展开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以一个连为预备队，我的位置在攻击点东面山岗的高地上，距突破目标不到三百米。
在指挥位置与突击之间尚有一个小高地，那里正好可作为我们机抢火力阵地。
9月1日拂晓前，连队已经展开到打进攻位置，天亮后在机抢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
敌人早知道我们只能从东面那条上下通路地段攻击，因此步抢土炮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个狭窄正面，封锁阻击我接近，致使我冲击数次均未成功。
战斗到下午才接近到距离数十米处，我决定再组织火力，挑选十余名勇敢投弹手，不带步抢多带手榴弹，分为四到五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冲到距敌二三十米处，手榴弹就可以连续投入围墙内，这样敌人无法躲藏，无力反击，我们就可以用人梯跳进围墙内进行纵深战斗。
布置后我拟将指挥位置移到前面小高地，便对刘四喜、葛燕章和其他参谋人员说：“我先走，以后你们采取拉开距离的办法，一个一个的跑步跟上来。”
我正要起身时，刘四喜突然把我按住说：“我先走，你第二个走。”
他爬起来就向前奔跑，跑出不到五十米，“啪”的一声抢响，就把他打倒了，向前扑在地下一动不动。
我要卫生员前去急救，刚跑出几步，“啪”一抢又把他打伤了，倒在地上。
我说：“敌人有狙击手瞄准我们，大家隐蔽好，不要乱动，暂时不要转移了。”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可以说刘四喜同志是替我牺牲的。
刘四喜不但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我的邻村同乡，少年时就相识，1930年我们一起参加红军，现在他却在我之前牺牲了。
瞬间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和老乡，悲愤之请充满心胸，暗下决心：非要把石寨打下来，一定为战友、老乡，为烈士报仇雪恨。（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