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工商业不够发达，普通人想要出人头地，几乎只有做官一条路。因而科举考试在我国古代人才选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范进仅仅是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就欣喜得近乎癫狂，身边人的目光也是大逆转，可见科考足以决定读书人一生的命运，保证考试公平显得至关重要。然而古代没有电子技术，只能通过出台、完善各种制度来杜绝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代防范舞弊的制度及其发展沿革。
（一）锁院制
锁院制，简言之就是封锁贡院的一项制度。古代科考按级别从低到高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会试就是在贡院举行的，考中后成为贡士。这一制度有明确记载是在唐穆宗长庆四年。这一年考生李群去赶考，贡院已经封锁，他捶门发出响动，才有相关人员出来开门。由此可知，锁院制出现在长庆四年之前，且科考开始前就要对贡院进行封锁工作。
为了限制考官、举人与外界的来往，开门需要主管科考的知贡举主司和副主司共同商议，要出入贡院必须有盖有中书门下省堂印的“堂帖”。甚至负责官员不得轻易出门，如遇特殊请况，需向当班宰相请假，获允准方可外出。
中晚唐，这一制度又进一步完善，监察机构御史台不仅要负责锁院，还要负责监督锁院其间主考官、考生有没有不轨行为。《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九年，礼部贡院捉到黄续之、赵弘成、全质三人伪造出入证作弊牟利，被监察机构抓住，事请败露后被处死。
（二）覆核、覆试制度
覆核，也就是在考完试打完分之后，把已经及第学生的试卷送到中书门下省，核查是否有问题，再决定最终是否录取。这个制度时断时续，直到唐穆宗长庆元年，钱徽在录取考生时徇私枉法，才成为必经程序。
但是它的弊端很明显：考完录取谁是礼部的事，录取完还要送去中书门下审核，很容易出现争议。长庆三年，时任礼部侍郎王起提出可以先给中书门下覆核，皇帝下令无误后，礼部再放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争议。
覆试也是中书门下负责的，如果对及第举人的考试结果存在争议较大，则让其再次考试。例如武则天长安二年，刚成年的张九龄深受考官沈佺期青眼，在乡试中一举高中。当时物议沸腾，于是中书省派人让张九龄再次考试。中晚唐覆试主体没有变化，依然是中书门下省，只是具体工作负责人是翰林学士。
（三）弥封与誊录
弥封法开始于唐朝，最初并非用于科举制，而是唐初吏部授官的考试中。武则天认为此法不合意，罢之。弥封制用于科举制度的雏形在宋太宗淳化三年。宋真宗景德四年，最先实行于殿试，后来推广到省试、发解试、开封府、国子监、别头试。弥封后要编上字号，加盖印章。私自开启弥封，则要降职或者免官。
弥封虽然加强了对舞弊的防范，可是每位考生字迹不一，而且可以在卷面上做记号，因此，宋景德二年，宋真宗又推出了易书制度：交卷后，考场雇佣誊录人，把试卷誊抄一遍再给主考官。亲笔答的卷子是“真卷”，誊录后的卷子叫“草卷”。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设置誊录院机构。北宋中期又设置“对读官”负责校对，核查出入。
（四）科考作弊屡禁不止
除了上述制度，历朝历代为舞弊出台的政策还有许多，譬如限制考官，宋制规定，官、职、差遣各有区别，知贡举是临时任命的差遣，保证其灵活流动，且增加权同知贡举互相监督，防止主考官利用职务之便徇私枉法。
又如别头试制度，开始于唐朝，在唐朝没有成为定制。规定和知贡举有利益关系，另行组织考试，更换知贡举。宋朝，从太宗雍熙二年开始，殿试实行别头试。宋仁宗时期，省试、州县发解试都要别头试。
再如，废除公荐制，实行严苛的搜检制度，报名时提供“家状”“保荐”信息等等。
科考存在的时间越长，这些反舞弊制度就越完善，然而作弊现象却越来越严重，考生们想尽各种办法，甚至冒死也要作弊，颇有些“富贵险中求”的意味。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封建统治者过分渲染科考及第的价值，以此为罟，笼络天下知识分子的人心。二是在壁垒森严的封建时代，除了“学而优则仕”，布衣平民没有其他上升机会。机会的极度缺乏，才是科举舞弊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书乃可贵
参考文献：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旧唐书》、《儒林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