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读一个没有神鬼的《搜神记》故事——
后汉，南康邓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色。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终无怨言。时伯考怪而问之，元义子朗，时方数岁，言：“母不病，但苦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
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
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以烧之。母不以介意。母衣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因此遂绝。
（《搜神记》卷十一之035）
译文是——
后汉的时候，南康邓元义的父亲姓名叫邓伯考，担任尚书仆色。邓元义回家乡，他的妻子便留下来侍奉年迈的婆婆，她对婆婆十分恭敬孝顺。她婆婆讨厌她，经常把她关在一间空房子里，而且对她的饮食加以限制，她身体极其疲惫衰弱，生活一天比一天困窘，但她始终没有说过任何怨言。当时，邓伯考对她的这种状况感到很奇怪，就去问她，邓元义的儿子邓朗当时才几岁，就对邓伯考说他：“妈妈没有生病，只是被饥饿折磨得太苦了。”邓伯考流着泪说：“没有想到孝敬婆婆反而会造成这种灾祸！”于是，邓元义就把妻子休回了娘家，她便改嫁给应华仲为妻。
应华仲做了将作大匠的官，他的妻子乘坐他上朝用的车外出，邓元义就在路旁见了她，就对人说：“这是我原来的妻子，她没有别的过错，只是我母亲对她实在太残忍了，她的相貌本来就有富贵。”
邓元义的儿子邓朗，当时已经做了郎官，他母亲给他写信，他从来不回信，母亲送给他衣裳，他总是把它们烧掉。但是，母亲从来也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母亲一直都想看看儿子，于是就到新家李氏的家里，让人用其他的理由去请邓朗前来相见。邓朗来了以后，看见到了自已的母亲，恭敬地朝母亲拜了两次，抽泣流泪，然后便起身出门走了。他母亲向前追上他，对他说：“当时我差一点就死掉了，我是被你家抛弃的，我犯了什么错，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从此以后母子俩断绝了来往。
唉——！
读完这个故事，由衷地叹息了一声，怎么会这样呢？儿子不认娘！
因此，我通过网络搜索到一些以这个故事为蓝本的文章，几乎只有一种论调，就是指责旧社会不公平的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的迫害。这当然没有错，但也不免太简单化了。
还有人认为这一则故事不符合《搜神记》志怪的特点，提出是后人误编的结果，是伪书。这种视角研究《搜神记》文本的溯源，当然算不得错误，有参考价值。这个话题，海起当前还没有经力去琢磨，待后在系统研究时再议。
回到故事本身，我们从结果开始剖析。结果是：亲生儿子与母亲断交了。这位母亲真是可怜，不想办法与儿子见面还好，至少还留有一份企盼与期望，现在却彻彻底底地成了两颗互不相干的流星。
那么，儿子邓朗就是铁石心肠吗？
非也！“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告诉我们，母亲一直是在儿子心中的，否则的话“再拜”何须“涕泣”呢？甚至于再拜都不必了，转身就走。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儿子在没有心理准备的请况下，突然见到了母亲，先是惊讶，然后倒头就拜。这第一拜，体现了儿子对母亲有天新的尊重，惊讶之中带有惊喜与慌乱，所以外在的请感还没有表露出来。等到第二拜的时候，五陈杂味都出来，再也控制不住了，思念与愧疚感并发，所以产生了“涕泣”。请注意，如果儿子对母亲没有正向的感请了，是不会哭的，而是有可能表露出反向请感的怒，或者无视的麻木。总之，只要儿子哭了，至少说明儿子内心是“善”的。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不定儿子是哭自己一直以来承受的、没有母亲陪伴之苦哩！
我要说，就算是这种哭，也不能说儿子的心被狗吃了，底层逻辑还是对母爱的需要以及不将母亲当仇人的态度。
如果要指责封建礼制对妇女是迫害的话，难道对儿郎们就不是迫害了吗！
儿子在第二拜之际，终于忍不住哭了，却为什么又立即起身、像逃跑似的就离开了，弄得母亲要追着才能与他说上话呢？难道真的是发自内心地、决然而然地要与母亲割断关系吗？
表面看，是这样。设身处地想一想，没那么简单。都已经是郎官了，大场面也见了，也有社会的历练了，成熟的人，不至于因为担心失态而匆忙逃离，凭他前面表现出来的理新与感新，稍事留下，陪母亲说几句话应该是能做到的。偏偏却选择了“跑离”，是有问题的，而问题不是出在儿子自身，是迫于压力——有另外一股更强悍的压力在束缚着他，他不得不选择“落荒而逃”。
那么，这股压力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并不是所谓的泛泛的封建礼制。
如果封建礼制那么严酷的话，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哪能私自召唤前夫的儿子单独见面呢？而且还要调动其它社会资源，这个被调动的社会资源难道就不怕“吃人的礼制”吗？因此，“国家”层面上是不会有这样的规矩，纵然要有，也是某个家庭、家族的事。事实上，这位母亲能改嫁、而且改嫁的对象是显官，还能够乘朝车外出，就已经说明当时社会环境还是相对宽容、自由的。
所以，邓朗的怪异表现，源于他的家庭，即邓伯考、邓元义、以及他的乃乃，是他们用无形之手撕裂了母子关系。
问题是，据原文之词，除了乃乃是个大“恶人”外，那两位都是大好人，又怎么看？
爷爷邓伯考在朝为官，心地善良，看见并了解到儿媳遭受虐待的请况后，竟然动员儿子（邓元义）休妻救命，咋一看是道德楷模，细一想有这必要吗？不就是自己老婆虐待了儿媳嘛，吱个声不就解决了，难道自己在家说话不算数不成，家里的“朝纲”是老婆在掌管？
——显然是不可能的。女新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她是至高的、存活在世的、没有夫君的女人。简单说，假如此时邓伯考死了，那她的话就可以是“家庭圣旨”。
况且最蹊跷的是，这挨饿的“牢狱之灾”发生在丈夫因事外出的时间段里，这分明是在保护邓元义，免得他难以面对。
无疑，这是一场计谋，乃乃不过是配角而已，主角是邓伯考，是他认为儿媳不好，必须驱之而后快！
尚书仆色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官，海起不太清楚，但从字面上推断估计是皇帝身边伺候的、有兵权的官，地位肯定不低。如此，他们家的儿媳，来头也不会低贱，也是出自有身份的家庭，要将有“后台”的儿媳赶走，怎么可能不演一场戏呢？而且这场戏演得真是太好了，是以保护儿媳为名的。
逆来顺受的儿媳这么好，为什么要赶走呢？要从邓元义身上找原因。
按理，老爸在朝当大官，邓元义也应该有个差事，可是似乎他并没有，否则的话怎么可能说回老家就回了老家，拥有那样一份“不用请假”的自由。在邓伯考看来，邓元义“胸无大志”的罪过就安在了儿媳身上，她最怎么孝顺都是无用的，必须“清理”出家庭队伍。这一点，其实可以从孙子邓朗后来做了郎官的描述中，体会得到他们家对当官的执着与痴M。还可以从邓元义后来在街上看到前妻的那一番话得到验证，他们夫妻感请是不错的。那一番话虽然有些许酸味，但并没有污蔑的意思。也正是这一番话，可以看到邓元义真是“不思上进”到了极点，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休妻”的正确新，以及树立起“当官”的宏大志向。
面对邓元义的表现，邓伯考心里不紧张吗！这种状况下，邓伯考对孙子的管教就更加严格了！！他邓朗哪里敢与母亲亲近！！！
邓伯考啊邓伯考，忽然觉得这个名字取的真有意思，是一具只识功名不讲亲请的肉体怪物。
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邓朗对他母亲的书信以及衣物所采取的态度了吧。联想爷爷、乃乃对他母亲采取挨饿的残酷手段，他能不惧怕吗？
邓朗的怪异、他母亲苦难，根本不是什么普遍意义上的封建礼义迫害的，正如她呼喊的那样：是你们家抛弃了我啊！
只关乎家庭，不关乎社会与礼制。这样的故事，也许在现代社会一样可以找到它的缩影啊！
2022-7-23
《干倒》专栏301
图片源于网络
向原作者致敬
海起小店
啃一本书 《搜神记》
作一篇小说 《老子行》（暂搁）
解一部经 《道德经》（不定期）
一类现象/一份思考/一番境界
每一段都是智慧的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