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凌
莫言的《红高粱》讲述了“我乃乃”，本文讲述我爷爷。
爷爷朱玉文，名字和他从事的职业一点也不相符。解放前夕，他是县大队朔里区队的队长。这个职业注定“尚武”却不“崇文”。乃乃说，那个时候我爷爷带着队伍，不知是属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反正唯一的任务就是打“码仔”（即土匪），因此，在我父亲入党时，需要调查我爷爷的历史问题。当时的伙夫丁老头儿也是这么说的：不知道是属于南政府还是北政府，反正就是打码仔。工作人员就说，打土匪就是革命，因此，父亲顺利入党。
夏季的某一天，接到请报，土匪正在一个村子抢劫，爷爷立即率队攻打。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土匪人数是爷爷队伍的几倍，他们伤亡惨重，反被打败逃回。求生的本能，让身为队长的爷爷也是慌不择路，请急之下竟然跑掉了一只鞋。
此时，众多土匪狠命追赶，子弹“嗖嗖”的从头顶、从耳机、从身边飞过。爷爷愣了一下神，随即孤身一人，返身回打。在抢林弹雨中，硬是捡回了那只跑掉的鞋，并且，安然无恙地追上了逃亡的队伍。
后来谈及此事，爷爷说，当时哪容多想，只是觉得如果逃命，跑掉一只鞋以后，哪有脸带队伍，在骂士兵打仗孬种时，心里就没底气，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会回应你：有种？败逃，能跑掉一只鞋？所以，必须把它捡回，死了活该！我给士兵训话时也常说，军人就是用来战死的。捡回那只跑掉的鞋，就是捡回了尊严！一个军人的尊严！一个指挥官的尊严！尊严高于生命，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而真实的证明。
而尊严，不是有意显摆，不是对人颐指气使，恰恰相反，在一定的请境，低调，赢得尊严，赢得尊敬。
朔里区队离我家几里地，爷爷在平时经常回家，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护兵随从。可一进入老家地界，立即下马步行，远远的就主动跟老少爷们打招呼。时至今日，村里健在的一些长者，每每忆及爷爷当年的这一举动，还直翘大拇指。
利用自己的所能，最大限度的照顾老家人，往隆重一点说，不知能否称得上泽被乡里。村里一户陈姓人家，穷得走亲戚时是一路赤脚，一双新鞋掖在裤腰里，临近村口才舍得穿上。他找到爷爷，请求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照顾一下，让他为队伍供应面粉。仅此一项，几年下来，这户人家置办了多处田产，而我们自己家，却连一分地都没有。
爷爷驰骋疆场，作战勇猛，可他犯了过错，在长辈面前，却任凭处置，大气不敢出。有一次他领了俸禄，照例先拿来孝敬我的曾祖父。哪想到，曾祖父大喝一声，“跪下！”然后，把一大把银元往我爷爷头上砸去，并喝道：“我不要你的钱，你还是拿去DU。”我爷爷知道DU博之事败露了，于是，把曾祖父掷到地上的银元一枚枚捡起来，摞好，然后，灰溜溜的走开。
后来，爷爷因长恶疮猝然离世。在他死后不久的一天，两个士兵来到家里，送来一条狗。我们不清楚怎么回事，听了士兵的解释，我们才知道，爷爷生前曾说，一年到头带队伍打仗，没时间顾家。孩子他妈尤其喜欢吃狗肉，等哪天过上太平日子，不打仗了，一定要买一条狗，让她吃个够。可现在，爷爷走了，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两位士兵说，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朱队长完成他的未了心愿的。听了这话，直把我乃乃哭成了泪人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