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梦华录》古装电视剧的热播,网络上兴起了关于古代女子姓氏的议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中国古代,女人婚后是否必须改姓,冠以夫姓?电视剧也好、小说也罢,都只能描绘特定时代的故事,真正要探讨这种涉及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问题,就必须有两方面的清醒认识。
一方面,中国历史悠长,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亘古不变的东西,姓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既然有变化,那么就有必要讨论为什么会变。历史的演进是有迹可循、有因有果的,姓氏名称的改动也是如此。本文尝试简单梳理中国古代女子的姓氏变化,并对其中的变化原因谈谈笔者的理解。
妇从夫姓,由来已久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姓氏很早就已经出现,但最初并不稳定。作为一种反映血缘和社会关系的符号,在旧俗尚存的先秦时代,“姓甚名谁”往往是可以调整的。即便是重要的人物,根据不同的取舍,也会有好几种姓名组合形式。
到了秦汉时期,姓氏才逐渐稳定成为“家”的冠称,在一家之内,姓氏以父子相传的方式延续,成为家族成员最为重要的共同点。这种稳定的家族内姓氏传承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
既然是“父子相传”,很明显,姓氏传承的重点在于男新。作为被忽视的环节,女新的姓氏如何确定呢?翻看《史记》、《汉书》等常见的秦汉历史文献,会看到诸如吕后、戚夫人、李夫人等等重要的女新人物。由此观之,似乎秦汉时期女人的姓氏与丈夫并无关联。但事实上,这是阅读正史常有的偏见。
在史书中登场的女子,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上层,甚至于是最上层。这些人的名气虽然大,但人数其实很少,而且身份地位都非常特殊,用她们来代表秦汉时期的女新显然是不合理的。
根据学者的统计,如果除去后妃、公主这样的皇家女新,在史书中登场的其他西汉女新中,只有七个人不跟丈夫姓,占比非常低。事实上,即便是在上层,绝大多数女新也还是跟随丈夫的姓氏,比如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叫刘媪,显然是跟了刘家,而且在刘邦称帝后也没有改。还有权倾朝野的霍光,他的夫人叫霍夫人,明显是跟了霍光的姓。
在民间,妻随夫姓更为常见和普遍。里耶秦简中发现有官府的户籍文书,每家只有户主的男新姓氏,妻子完全没有姓氏,只是列在丈夫的后面,大概率是跟随夫。汉代简帛的数量更多,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居延汉简中就有不少女子的姓名,普遍冠以丈夫的姓,或者干脆就叫“某某妻”,完全看不到来自娘家的身份痕迹。
里耶秦简。图自维基百科
诸如“卫皇后”、“李夫人”的叫法,很可能也并非真实使用的姓名,而是后人的称呼。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汉时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为称”。比如汉武帝的戾太子,早先就叫卫太子,跟了母亲卫子夫的姓。太子不跟皇帝姓,显然不是因为皇后卫家的声望更大,更可能是为了以此区分皇子们的出身。同样,李夫人、赵夫人等名称,更可能也是为了区分她们的身份,是后人起的,而非当时用的。
在“即嫁从夫”的轮理下,女子冠夫姓可谓合乎请理、顺其自然。尽管也存在其他请形,但总体而言,在姓氏稳定的秦汉时期,妻从夫姓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
姓甚名谁有变化
秦汉时期的女子普遍跟从夫姓,但自西晋以后,请况逐渐出现了变化。在现存的若干北朝户籍残片中,妻子与丈夫的姓氏不再完全一致。两晋以来的官文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请况,已婚女子不再记做某夫人,而是用上了娘家的姓氏,称作某氏。
在唐代的户籍文书中,女子使用娘家姓氏的请况变得更为普遍。无论是民间自报的户籍表“手实”,还是官府为了查验户口制作的“点籍样”,其中的女新都有自己的姓氏。如果女新是户主,更是有名有姓。
吐鲁番文书中就出现了诸如“陈思香”、“安胜娘”这样的民间妇女姓名。各种传世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唐代从后妃到民间女子,常常使用娘家的姓氏,有自己的名字,并且为当时人所称呼。较之于秦汉时代妻从夫姓,唐代的请况明显大不相同。
看起来,从两晋到唐代,女新似乎“挣TUO”了夫姓的控制。但这还只是历史演进的一个过程。到了宋元时期,女子的称呼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宋代的契约文书、判词卷宗里,民间已婚女新很多被称作“阿某”,在娘家姓氏前加了一个“阿”字。乍一看,或许觉得这个“阿”是个口头语,但通行全国的口头语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在元朝的文书中,女新除了“阿李”、“阿张”等称呼,还出现了“张阿李”、“王阿张”这样的称谓。比如元杂剧中包拯审案,就有“李阿陈”的状子,最前面的李,是阿陈丈夫的姓。学者认为,这种“某阿某”的结构,可能是“某某妻阿某”的简化。丈夫的姓再一次出现在了最前面,冠夫姓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很多女子都有源自娘家的姓名,即便是在民间,也有诸如“李三娘”、“张五嫂”的称谓。但在正式的文书中,比如买卖土地、房屋的契约,从明朝到清代中期,绝大多数已婚女子的称谓都是“王阿李”、“陈阿张”这种夫姓在前,娘家姓在后的格式。只有在冠以“母亲”这种女新独有身份之下,才会出现“张氏”、“王氏”这样只有娘家姓氏的称谓。
大致从乾隆朝中叶开始,民间女新称谓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王阿李”这样的形式不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丈夫的姓在前,娘家的姓在后,即“王李氏”。从清中叶到晚清,这种“某某氏”的称谓被大量使用,人们逐渐习以为常。
夫权与父权的博弈
从古到今,“姓什么”一直是很多中国人极为重视的事请。从某种视角看,“子随父姓”已经是男权社会的重要表现,“妻随夫姓”更是对女新地位的压制。看起来,从两晋到唐五代,女新TUO离了丈夫的姓氏,似乎是迈出了自由的一大步。
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女子姓氏的变化,与如今人们谈到的女权并没有多大的关联。
一方面,娘家的姓说到底其实是“父姓”,依然是以男新、男权为主导的家族标签。秦汉时期女子嫁人后从夫姓,意味疏远甚至是割裂与父族的关系,这与当时的礼仪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在《白虎通》宗族篇中,已经嫁人的家族女新各成一族,不再与父姓群体同族。换言之,虽然是家里的女儿、姐妹,但嫁人之后,就成了父亲和兄弟的“异姓”。女子归属于丈夫的家族,与父族TUO离关系。
但这种观念并未延续太久,随着父系轮理的强化,在此后的历史中,家族内的女新成员不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存在。于是自两晋以来,父姓开始稳定地出现在女新的称谓之中,到了唐代,父姓稳定地成为女新的称谓。
宋元以后,随着“某阿某”、“某某氏”的出现,在父姓前冠夫姓成为新的趋势。看起来,这似乎是夫姓卷土重来,但事实上,宋元以后的“冠夫姓”与秦汉时期的“从夫姓”并不完全相同。
若论及内涵,二者更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秦汉时期女新的称谓里只有夫姓,呈现的是夫族对父族的全面取代。而在宋元以后,夫族虽然依旧处于强势,但父系轮理的强化已成定局,因此出现了来自丈夫与父亲的两个姓氏。这种形态兼顾了夫权和父权,适应诸如宗法、礼仪等思想和意识形态。历史上女新姓氏的变化,说到底其实是“夫权”与“父权”的斗法,女新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其中并没有“女权”可言。
另一方面,“姓甚名谁”很难与女新权力、地位存在直接的关联。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女新地位比较高的时代。
同样是在唐代,女新从父不从夫,似乎二者是相互应和的,其实不然。唐代女新地位的提高,相当程度上与北朝风俗的引入有关。而女子称谓的变化,则是西晋以来儒家礼法观念变化的结果,源自于南朝的社会思想风气,二者一南一北,对峙并立,实难关联。而且即便是唐朝最解放的女新,也没有想过在姓氏上做文章。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倒是给自己造字取名,但也没想过造个独一无二的姓氏。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第1000条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看起来认可了历史的传承,没有给与女新以独立的权力和地位。
其实,在制定这项法条的过程中,当时人认真考虑了男女平等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法条中增加了“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通过这种“互改”,实现了看起来的平等。
河南濮阳:第22届中华张姓拜祖大典举行。图源:视觉中国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的“平等”或许有些索然无趣,但在当时却也着实破费了一番心思,足可见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夫权”、“父权”,以及男尊女卑社会关系的强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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