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玉器的发展离不开皇帝的喜欢和推崇，玉器制作是一项浩大繁杂的工作，没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干预是难以完成的。汉代帝王使用玉器的概貌可以从史料记载、大量遗址和陵墓出土的玉器实物窥其一斑。河北西汉中山王墓群、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楚王墓群、南昌海昏候大墓等大量诸侯王墓出土的众多玉器，几乎是倾其国力来完成的。
汉代帝王诸侯的所有活动，几乎都离不开玉，立祠、祀神、封禅、祭祀的记载与考古出土的一些祭祀玉器是相吻合的。陕西华山脚下黄埔峪曾出土武帝时华音集灵宫的玉圭、玉璧9件。山东荣成成山出土一组祭玉，由一件玉壁、玉璜和两件玉圭组成。应和《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始三年，汉武帝“幸琅琊礼日成山”，《汉书·武帝纪》载祠常山，痿玄玉。元封元年汉武帝去泰山行封禅之礼，《汉书·郊祀志》记载“……有玉牒书，书秘。”汉长安城桂宫四号遗址中出土一件“玉牒”，根据“封坛泰山”和“新室昌”刻文，当为王莽拟封泰山的玉牒。
两汉祭黄河、汉水、山川及诸祠都用玉璧、玉圭。武帝时塞黄河瓠子决口，投入白马、玉璧以祭水神。
除了祭祀用玉，陵庙内还供奉着一些皇帝生前使用的玉器。据《汉书·张冯汲郑传》中记载，有人盗取高祖庙座前玉环，文帝大怒，命令廷尉严惩治罪。结果文帝嫌廷尉以为法当弃市定罪太轻，要求以灭族论罪。可见汉代皇室对祖庙祭玉的高度重视。
不仅如此玉器还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如玉玺便是政权执政者所持的凭信，得玺者便是天命所归属于合法行政。
“秦二世胡亥奉玺降软道旁以待刘邦；文帝初立时太尉勃跪上天子玺，《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据《后汉书·礼仪志下》中记载，东汉天子即位仪式上，“太尉升自阵阶，……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
汉代帝王的冕冠系白玉珠为十二旅，东汉时期还佩双印，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玉刚（严）卯”的玉饰。皇后的舆服最重要组成部分是簪等（古代发簪和耳饰的一种）皇后谒庙服……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制成，贯以白玉珠。江苏徐州土山东汉彭城王后墓出土的玉耳坠，由玛瑙、玉石管、红宝石三部分构成，以金丝串联。
汉代诸侯王朝每年都要朝觐，即春朝秋请，朝见之时都要手持玉璧。在东汉朝贺奉璧均由少府发放。据《后汉书·皇后纪》中记载：“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纳采月鹰璧乘马束帛。”但是迄今仅出土过凤鸟纹玉璧，或即为此纳聘之雁璧。
白玉璧在当时无疑是最珍贵的，重要场合帝王也往往礼送“白璧一双”。如“鸿门宴”中刘邦送项羽白璧一双；据《汉书·南粤传》中记载，南越王赵佗进献文帝的物品中，第一项就是“献白璧一双”。到了东汉玄璧（黑SE璧）也显得非常珍贵，曹草曾以黄金和玄璧从南匈奴赎回蔡邕之女蔡琰。
西汉中期以后还出现了出廓玉璧，如满城西汉墓、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和中山穆王刘畅墓都曾出土出廓玉璧，在璧外缘局部偷雕龙凤螭虎等动物图案，有些还雕刻“宜子孙”等吉语。
汉代有帝王戴玉佩，皇子戴玉环的记载，在日常生活中也较多使用玉器。玉制器皿中以酒具最多，玉质最好。公元前198年，汉高祖刘邦在未央宫“高祖奉玉厄，起为太上皇寿。”刘邦所奉玉后虽不可见，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后，可以让今人领略到帝王玉后的华美，同时出土的还有兽面纹高足杯……帝王日常生活中束腰带扣或带钩多以玉为主。湖南长沙咸嘉湖陡璧山曹女巽墓，出土一对云驼纹白玉带扣，及固定在腰带上的12枚玉贝，便是帝王玉带扣中的典型。
汉代中期以玉饰剑为盛，帝王也不例外。有时还赏赐少数民族诸王。如《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宣帝赐呼韩邪：“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
广州南越王墓共出土五把装有玉具的铁剑，其中两把是四种玉饰齐备的玉具剑。帝王死后也要用到玉棺玉衣，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玉棺一具，玉棺内壁由192块青玉版镶贴而成。刘胜身穿金缕玉衣，玉衣则用一千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用时两年多经心制作而成。整件玉衣设计经巧，是旷世难得的艺术佳作。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轰动了国内外，世人皆为惊叹！
汉代玉器是陪伴帝王走完一生的，对玉的珍视绝非一般，在当时玉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财富的彰显。如果历史里没有了玉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经髓。玉器曾经绽放出的光芒，普照了历代帝王的容颜、气势宏伟的祭祀、流年中的兴衰，还有歌舞中的丽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