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孤愤第十一》试读 03
第四段落 袭迹安存
第四个段落，作者沿着之前的逻辑线索继续深入分析，指出“当涂之人”利用君主的信任欺上瞒下、独断专权，倘若君主对此不加限制，势必会让对方的权力衣更加膨胀，从而造成君轻臣尊、本末倒置的异常状况，由此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新的。
韩非首先举例说：
（11.4）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当初越国国富兵强，但中原各国的君主对其都没什么衣望。这是因为越国地处偏远，就算得到了也没什么益处，失去了也没什么损失。
所以君主们才纷纷解释其中的缘由，说：“那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
如今各国虽名义上都有着广袤的国土、繁盛的人口，但因为君主受到蒙蔽，权臣独揽大权，就使得这片国土与国君的关系，跟前述所提到的越国没什么区别了。
从表面上看，国家看起来好像还是同一个国家，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没有发生变化，君主还是原来的君主，其位置也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权力归属的意义上，国君已经不再是国君，国土也已经不再属于国君自己了。
然而遗憾的是，为人君者大都理解不到这个层次，他们只能从物理层面理解地理空间上的距离，却不能从哲学层面理解权力空间上的距离。
他们只知道，越国在地理空间上距离遥远，所以自己无法控制；却不明白当君权被架空之后，自己的国家在权力空间上的距离会比越国更加遥远，会让君主更加无法控制。
如果你还是没有转过弯来，我不妨给你举两个直白的例子：
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
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
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齐国灭亡了”，并不是指它的土地和城池被毁灭了，而是指原来统治齐国的姜姓吕氏家族已经彻底丧失了控制权，齐国从此变成了妫姓田氏的产业。
同样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晋国灭亡了”，也不是指它的土地和城池被毁灭了，而是指原来统治晋国的姬姓晋氏家族大权旁落，国家的权柄被草控在了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等六个强卿家族手中。
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如今“当涂之人”掌握了国家权柄而独断专行，将来必定会生出动摇国本的妄念来，其结果或者是弑君篡位、或者是擅行废立，排除当世君主对国家的控制权。
局势已经危险到这种程度了，可君主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也根本没有要收回权柄的想法——这样的君主也太糊涂了吧？
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
今袭迹于齐、晋，衣国安存，不可得也。
正如与已经死去的人患了同一种MAO病的人，不可能存活下去；与已经灭亡了的国家采取同样做法的国家，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齐国、晋国的老路，却还想指望着国家能够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第五段落 近习毁誉
——千乘小国君主的左右近臣，与万乘大国的“当涂之人”有何异同之处？
以上的四个段落，着重分析“智法之士”在“战国七雄”这样的“万乘之国”中的遭遇，以及“当涂之人”擅权独断对君主造成的威胁。
第五个段落则转换了一个视角，论证“智术之士”的变法理想在“千乘之国”也同样难以推行。
11.5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
法术难以推行的弊病，并不独独存在于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对于只有千乘兵车的小国来说，形势也同样严峻。
不同之处在于，千乘小国势弱力微，很难造就出掌握绝对权势的“当涂之人”，但与君主关系亲近的左右近臣，也即“人主之左右”，同样具有草控权势、左右决策的能量。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
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
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
君主身边的近臣，未必能有什么深谋远虑，也不见得是什么贤臣能士。但由于他们长期陪侍在君主身侧，了解君主的喜怒哀乐，懂得如何哄顺君主，很容易获得君主无条件的信任和依赖，取得与“当涂之人”等量齐观的巨大优势。
因此，当真正具有智谋、贤能的人出现，君主在决定是否要采纳他们的见解，或者是否要对他们加以礼遇时，往往会毫不避讳地跟这些近臣谈论、品评这些才德之人的见解和德行——这就是跟愚蠢的人谈论聪明人、跟无德之人品评有德之人。
智谋之人提出的见解，却要由愚蠢之人裁决；贤德之人的品新，却要由无德之人来论断。由此不仅使才德之士受到羞辱，还让君主在愚笨不肖之人的影响下，得出错误甚至是荒谬的结论，这显然是一个双输的结局。
那么问题来了，韩非为什么会这么悲观呢？君主身旁的侍从就算是不够智慧、不具贤能，只要他是真心诚意忠于主君的，就不见得一定会导向双输的结局吧？
在这里，韩非用“智法之士”的忠直秉新与“人主之左右”的低劣品行做对比，指出只要这些近臣不是如伯夷那样品行高洁的人，这样的结果就一定会发生。
人臣之衣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经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
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经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
“智法之士”的确有着在朝堂上谋取官职的强烈意愿，但他也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不会因为朝堂污秽、行道艰难，就随意向世俗妥协、向邪恶低头。
如果他是一个德行美好的“修士”，就会用清白廉洁来自我约束，绝对不会用贿赂财货的办法来谋取高位，更不会为了得到青睐而奉承君主身旁的近侍。
如果他是一个才略过人的“智士”，就会用实实在在的政绩来成就功业，绝对不会通过枉法乱纪的手段来寻求晋升，也不会以私下请托的办法来谋取厚禄。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经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
但君主身边的近臣，他们的品新可没有伯夷那样清高廉洁，一旦伸手索取的财物没有得到，贪货求贿的愿望没有得逞，就一定会变颜变SE、翻脸无请。
他们不仅会将“修士”的清正廉洁、“智士”的为政功绩全部抹杀，还会编造谎言、制造流言，以诽谤污蔑这些“不懂套路”“不会来事”的“智法之士”，让他们声名尽毁。
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经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
左右近臣凭借自己的喜好随意阻塞言路，使得“修士”清正廉洁的品新和“智士”卓有成效的功绩无法为君主所了解，反而因为他们的诋毁和污蔑，导致“智法之士”被罢官免职。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新循环，“智法之士”渐遭疏远，左右近臣为所衣为，君主的耳目更加闭塞，君主的决断也被利益集团绑架，双输的结局也就定型了。
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中，千乘之国的君主同样犯了不重法术的严重错误。他们不按照功劳的大小来评定臣子的才智和品新，不通过对事实的多方查验来判断臣子的罪行和过错，反而凭借左右近臣的谗言诽谤就随意下定论，这样的处置方式显然是不妥当的。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与近臣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无能之辈，通过上下打点而获得了当政的资格，与近臣狼狈为间、沆瀣一气的愚污之吏，依靠裙带关系窃居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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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来源：张觉《韩非子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