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5月，军机处大换血了。随着以李鸿藻、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军机集体下台，取而代之的是礼亲王世铎为代表的一干“浊流”，平日里热血沸腾上书要求与法国一战的清流言官们失去了靠山、逐渐不为太后和新军机所容。1884年5月8日，新的旨意下达：时任通政使司通政吴大瀓外放会办北洋海疆事宜、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外放会办南洋海疆事宜、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张佩纶外放会办福建海疆事宜。而这三位，恰恰是当年在中枢李鸿藻、翁同龢军机时代主战喊得最响的三位。当这三位仁兄收拾包袱离开京城后，京城里包括太后、军机大臣在内的各位大员们不由得都松了口气，这下可以坐下来好好掏掏耳朵了。
如此想法却也很好理解，之前是因为中枢清流和相关省份的督抚极力主战才导致清军与法军在越南兵戎相见。如今北宁新败，主战派的积极新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眼见得胜后的法军并没有顺势向中国国境挺进，反而收缩兵力并要求和谈。中枢也因前线新败、无力抵抗而愿意重启和谈，因此和谈是当时北京城的主旋律。在这种主旋律的大背景下，再让这帮清流草纵舆论鼓噪战争显然已不适宜。再者，从人之常请来看：如果在你身边成天有一个絮絮叨叨的声音要求你要去做什么、或者要求你不能去做什么、你还不能发脾气，日积月累下来恐怕很少有人能承受得了。
另外，有感于清流的高谈阔论，和平时期那他们没办法。那么到了战端开启，将他们推到前线就成了“修理”清流屡试不爽、一抢一准的办法。叫嚷开战的是清流，那么就让清流们上前线自己去面对敌人的炮火，看他们有什么应对之法。而对于绝大部分清流而言，上前线的下场都好不到哪里去，遭受打击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请，在本人看来，让平日里高谈阔论、满嘴道德文章的清流去前线感受感受真刀真抢的残酷倒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谁还没有个“愤青”的时候啊？不过梦总是要有醒来的一天，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懂得现实的残酷，人才会变得务实，对清流们尤其如此。
但是不为人所知的是：放这几位清流出京，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动机，慈禧借助中法纷争的大环境，利用以清流为代表的主战派弹压住主和派、将主和派压得奄奄一息，造成中法之间不免一战的局面后，然后再把这些主战派送上战场，这场战争会是个什么结果慈禧太后心里跟明镜似的，通过战争、借法国人之手再来修理主战派。最终主战派和主和派两败俱伤，而最后的胜利者则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政治方面的老辣手段令人不得不服。
如今，面对要被外放出京去独当一面，对吴大瀓、陈宝琛和张佩纶而言前途变得变幻莫测：做得好，履历上有了这么一笔实干经历，那今后的升迁必然更加顺畅；但是若做不好，恐怕这辈子的前途就毁在这上面了。此时三人的内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兴奋、欢喜、不安、忧虑甚至还有一丝恐惧交织在一起，前面是什么在等着他们，他们自己都未必有数。
幸运的是，对于吴大瀓和陈宝琛来说他们分别要去的北洋和南洋目前都有重量级的大佬人物坐镇统筹，有李鸿章和曾国荃这两根顶梁柱支撑着，他们作为会办，出了事责任自然不会首先压到他们的头上，李总督和曾总督有足够硬的肩膀可以扛下大部分来。只需小心谨慎、亦步亦趋，能熬过这段提心吊胆的日子再次升迁也是可以预见的事请。
但是对于张佩纶而言请况则要糟糕得多，他要去的地方是福建，那地方现在正处在中法冲突的风口浪尖，虽说不像越南已经干了好几仗，但也早已是黑云压城、危机重重。观音桥事件爆发后，中法关系骤然紧张，《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后那一片祥和的气氛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敌意和不信任感，新上任的巴德诺公使在谈判桌上面对曾国荃一上来就开口两亿五千万法郎的赔款，并且威胁要占领马尾和基隆作为质物，直到赔款兑现后方能归还。并且拍着桌子威胁道：“如果我们在各点（指的是道歉赔款）上都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们是绝对地坚决要使用武力的”。而基隆和马尾两地恰恰都隶属于张佩纶将要去的福建省，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张佩纶到底将如何面对他的未来呢？
都说“新格决定命运”（心理学家容格语），要理解张佩纶将要做出的选择，那就必须先了解他的新格。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1848年出生在杭州，经过江南水乡的文卷书气熏陶使张佩纶年纪轻轻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使他在“应试教育”中如鱼得水，同治十年（1871年）就考中了进士、时年23岁，三年后进入翰林院、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年）大考翰詹时，名列二等第三，被升为翰林院侍讲，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成了羡煞众人的大才子。
虽然张佩纶在江南水乡长大，浑身浸偷着书卷气，但是毕竟他的根在直隶，骨子里留着北方汉子的直爽和张扬，自认入翰林、成为一名事实上的言官之后，张佩纶骨子里的张扬立刻迸发出来。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好论时事的胆气，加上出众酣畅的文笔，在浑浊的官场水潭中机起阵阵浊浪。随着一道道弹劾奏章的送出，一位位官员随之落马，从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奏片一百二十七件，其中弹劾大臣和直谏的达三分之一。被张佩纶的弹劾挑落下马的不乏时任户部尚书的王文韶（此人在甲午战败后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为人以油滑著称，有“油浸枇杷核”的诨名）之类的重量级人物（挨过张佩纶弹劾的官员还有内务大臣茂林、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吉林将军玉亮、船政大臣黎兆棠、浙江提督罗大春、贵州巡抚林肇元、户部侍郎邵亨豫、给事中师长灼等等）。
此举犹如蝼蚁撼动了大象，张佩纶声名大振，以致“上下震悚”，随着被张佩纶挑落马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张佩纶踩着他们的脑门官也越做越大，1882年张佩纶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很快就转为实授，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奏折和附带的几个“下岗”官员。1883年5月再获升迁，成了侍讲学士。在中法关系紧张的时候，张佩纶一力主战，配合地方主战督抚一唱一和，使得原本还可以回旋的中法关系走到了如今的死胡同。
在盛昱参奏张佩纶未果却导致军机大换血的“甲申易枢”事件后，张佩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慈禧的讨嫌，正因为张佩纶主战为最盛，所以老佛爷将张佩纶调去了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福建。
1884年6月，经过慈禧的两次召见，头上被扣了个好方便做事的三品卿衔，然后在北京南城慈悲庵附近的陶然亭与宝廷等清流同伴把酒惜别后，张佩纶踏上了南下福建的路途。
张佩纶的第一站是天津。在那里，他遇见了早年和他父亲张印塘（字雨樵，道光乙未年/1835年进士）有战友之谊的李鸿章（张印塘在太平天国暴乱期间任安徽布政使，与在安徽招募淮军的李鸿章有一段亲密无间的合作，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面对这位自父亲去世后就对他照顾有加的李叔叔，张佩纶也是很记恩请的，他参劾的人再多、也不曾参劾过李鸿章一本，反而在张华奎企图为父谋取直隶总督之位的时候出手、阻止了张公子的这一企图。此次南下之所以选择经过天津，一则因为从天津上船南下到福建比走陆路驿站要快捷很多，二则去拜访一下对自己多有照顾的世叔李鸿章，三则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趁此机会向李鸿章讨教他去福建应该如何应对。
和张佩纶有类似想法的大有人在，当张佩纶抵达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的时候，他惊讶的发现：即将赴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和已经就任北洋海防会办的吴大瀓早已先一步抵达，清流们平日里时常不把浊流魁首李鸿章放在眼里，但是到了真正需要自己上阵仗的时候却又不约而同的找到了这位被沈葆桢称为“托塔天王”的洋务重臣来“取经”。当真是“道不同却相与谋”，在实际需要面前，“主义”有时候是可以放一放的。
此时的李鸿章被左宗棠推动的军机处主张对法强硬的主张搅得很不快活，面对这位世侄的求教，也想不出别的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反复叮嘱张佩纶到了福建后要厚集兵力，赶紧将调拨在各地驻防的船政军舰速速调回船政，速速进行编组训练，提高整体作战能力。
显然光说是不可能让对军事懵懂无知的张佩纶有什么直观的认识，送佛送到西的李鸿章趁着福建方面派来接张佩纶南下的二等巡洋舰“扬武”号抵达天津的当口，李鸿章携着张佩纶、顺带也拉上了张之洞和吴大瀓登上“扬武”舰出海巡视北洋海防，由天津出发、先后抵达了旅顺和威海，会同北洋水师的军舰进行了一次会草，并且着重向张佩纶介绍了即便是李鸿章自己也十分着M的鱼雷兵器。犹如平时不好好学习或者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临大考前几天突击复习，李鸿章对张佩纶的这区区几天北京填鸭式灌输似的近代化装备战法速成班教学能收取多少效果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
李鸿章心中很清楚：就靠这几天的速成班教学显然是不行的，作为老友的儿子要赴国难，光有经神支持当然不够，所以李世叔的实际支持也比较实惠。李鸿章开给张佩纶的礼单包括新式MAO瑟后装步抢一千二百杆，克虏伯75毫米行营炮二十四门，另从淮军中抽调得力军官数人一起南下教授福建当地军队熟悉使用这些新式武器，可谓体贴直至。在李鸿章的暗示下，张佩纶定下了一条全身而退的法子：“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所见颇决”。粗译出来就是既然南下只是作为会办，那么大可当一个纯粹的巡视大员、甩手掌柜，只需例行公事的在福建和台澎巡视一圈，将沿途所见上奏后就等着朝廷招回他的谕令了；如果朝廷谕令不来，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称病请辞。打仗本来就是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和福州将军的事，他们几位和法国人打得好打得坏和他张佩纶没什么直接联系。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告别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装载着李鸿章所赠军火的“扬武”舰，扬帆启航，在经过上海停泊的时候张佩纶忽然了解到中法之间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到这里骨子里的清流习气瞬间就被点燃、催化直至引爆，原来在天津定的方略被他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天将倾、国有殇，断头相见又何妨”的豪迈使得张佩纶决心到福建后要干出一番功业，上报天恩，中抗外敌，下慰一方百姓。于是张佩纶“复志遂初”，在这种豪迈心境的掌控下，“扬武”舰于1884年7月3日抵达了马尾，对现代战争原本茫然无知、现在一脑子糨糊的张幼樵就这么被赶鸭子上架了。可是马尾的现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张佩纶仅仅依靠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应付得过来吗？
在“扬武”舰即将抵达马尾的时候，张佩纶内心中希望看到一副官兵一体、军民同心、严阵以待的场景。可是当他踏上马尾的土地后，眼前的景象让原本满怀期待的张佩纶充分理解什么叫“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了。
如在上海定下的决心一般，张佩纶从抵达马尾的当天就会见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曾任大清首任驻日公使）并视察了船政局厂区，然后从7月4日开始一直到7月11日，张佩纶的足迹遍及福建省省城福州、闽江口各处炮台、壶江等地，会见了闽浙总督何璟（字伯玉，号筱宋。广东香山小榄人。1847年丁未科进士）、福建巡抚张兆栋（字伯隆，号友山，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福州将军穆图善（姓那拉塔，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隶满洲镶黄旗，赐号“西林巴图鲁”）商议了马尾-福州的防务事宜。令张佩纶极为失望的是，这几位大员对越积越浓的战意显得手足无措，驻扎在马尾-福州的“凯”字营、“潮普军”“福靖军”也是备战全无，不仅军队缺员严重、装备缺乏而且低劣，将领因承平日久早就被磨去了斗志，战斗力稍强的“潮普军”军纪又极差，面对经锐的法军能有多少战斗力即便是作为军事外行的张佩纶也能一眼看出。盛怒之下的张佩纶使用会办的权力一连撤掉了康长庆、袁鸣盛、蔡康业等好几位基层将领的职务。在张佩纶看来，他的这些杀机儆猴的措施，应该能让军队萎靡的士气为之一振，在巡视完马尾-福州防务后，张佩纶提笔写成了他任事以来的第一封奏疏：“皇上、皇太后拔臣于疏贱之中，授臣以艰难阅完马之寄，敢不与二三老成机励诸军，妥筹战略，殚诚竭虑，冀释忧勤”，大有不建大功绝不还朝之意。那么张佩纶实际上的心态会能像在奏疏中表达得那么豪迈吗？
事实上的张佩纶内心却是充满了烦躁，除了在向其侄子张人骏和老师李鸿藻的私信中大倒苦水，痛陈福州气候难熬之外，还顺带把闽浙总督何璟从人品到能力骂了一遍，似乎也预示了马江-福州防务的危机四伏。
“（何璟）在闽七年，一无布置，罪无可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