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来看，一个民族被外来民族统治后，必定产生民族仇恨，即使当时没有时间久了也依然会有不良反应。欧洲就是一个积聚民族仇恨最多的地区，比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就由于历史上民族积怨未化解，最后一分为七。但俄罗斯曾被蒙古统治240年，不仅没有仇恨，而且俄罗斯对蒙古感机不尽，令人奇怪，这又是为什么呢？
改变民族结构
蒙古人西征后，在俄罗斯等地区建立金帐汗国，蒙古人统治俄罗斯长达240年。如此长的时间里，蒙古人彻底改变了该地区原有松散部落，使原来基辅罗斯从社会、文化到国家组织架构都发生彻底的改变。
蒙古人统治俄罗斯时，分化为东北罗斯、西北罗斯以及西南罗斯三支。但在乌克兰的西部，也称“西乌”，此地才是真正乌克兰族的发源地，但西乌与西南罗斯、东北罗斯的文明关系就有冲突。于是后来根据金帐汗国的统治，就分成了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俄罗斯族。
东北罗斯就是俄罗斯近代文化直接开创者，在当时也是一支集蒙古和东斯拉夫的一个文明产物。据资料记载，1147年历史资料中出现“莫斯科”时，在金帐汗国只是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
那么东北罗斯如何发展起来的？当然是在金帐汗国的庇护下不断崛起的，东北罗斯崛起后，就以莫斯科为中心向外拓展。东北罗斯在发展中，他们的管理体制、文化习俗与原来的基辅罗斯已经完全不同，与西方文化差异也逐渐拉大，成为当时倾向于东方文化和金帐汗国的一个部落，拜占庭印记很难找到。学者认为东北罗斯在金帐汗国的文化重构下，从金帐汗国“孵化”一个新的民族。
基于俄罗斯人的老祖宗找到源头了。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虽然与基辅罗斯有一定关系，但随着民族间的融合重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东北罗斯形成的莫斯科公国的模式，与蒙古鞑靼人统治有着很大关系。现在俄罗斯有个谚语形象说明这一点：“在俄罗斯人的锅底，你总能找到鞑靼人的影子”。
对于蒙古统治俄罗斯在近代一直被否认，苏联时期就认为这是“鞑靼枷锁”。但现代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开始出现正面评价蒙古统治的表述。俄罗斯研究突厥史的史学家古米廖夫认为：“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古罗斯民族体系在12世纪瓦解后，13世纪的东北罗斯是另一次的元气突发。是蒙古人启动了莫斯科的统一进程，后者与鞑靼人结盟有利于罗斯的治理，结束了无秩序、无权威的内乱时期”。这种表述已经指出俄罗斯民族诞生，以及蒙古人对俄罗斯统一所做的贡献。
苏联时期认为蒙古人统治俄罗斯造成了分裂。但现在史学家认为这并非是金帐汗国造造成的。金帐汗国统治下，东北罗斯反而可以借助金帐汗国登记户籍、推行“巴思哈”制度，甚至征税、征集兵员等事物，也正是金帐汗国的“庇护”下，俄罗斯有了统一的基础。
带来先进文明
俄罗斯在金帐汗国统治之前，还处于一种封闭的落后状态，根本谈不上文明。而金帐汗国虽然是蒙古人所建，但此时中原王朝很多先进文明和管理体制，金帐汗国都借鉴过来，并运用到汗国的统治中。比如屯田制、税收制、管理体制等模式，在当时俄罗斯土著民族来说，根本没有见到过。
而元朝中原吸取的文化、艺术、医学、服饰、建筑、风俗等也被带到了金帐汗国，并在当地推行这些文明，使得俄罗斯迅速吸收。
金帐汗国对俄罗斯文明融合是不间断的，因为蒙古人设有驿站，每三十到五十公里就有驿站，迅速传递各种信息及政令，这就加速了东北罗斯文明进程，缩小庞大金帐汗国的交流和统治。
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家普希金曾在《驿站长》说过，俄国未出现铁路之前，俄国土地上有着很多驿站。他其中有一句很熟悉的话，“在俄国谁没有和驿站长吵过架？”别小看金帐汗国留给俄罗斯的驿站，这就像人的“血管”一样，支撑俄罗斯发展。
创造统一基础
现在俄罗斯把莫斯科大公伊凡·卡利达作为俄罗斯最早的统治者。其实他是借助金帐汗国实现的。他贿赂大汗后宫，并实现与金帐汗国王室通婚，因此在卡利达后裔中，就有蒙古人的血液。
卡利达通过这种王亲关系，拥有了替金帐汗国征税的特权，还有监督其他公国缴税的权力。虽然在外人认为这就是“二狗子”，但卡利达却实现以汗国大汗的命令号令各公国，把各公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卡利达利用征税也顺便积累了财富，靠这些财富他还拥有了私人武装，并加速莫斯科为中心的统治，此时金帐汗国也已经衰弱，他可以软硬两手对付，当实力弱时就贿赂买通汗国贵族，强大时出兵与之对抗。
后来莫斯科公国统一并融合成一个整体时，与原来的基辅罗斯完全不同。卡利达之孙在顿河边大战鞑靼骑兵，并向他们宣布，金帐汗国已经终结。
由此可见没有金帐汗国与莫斯科大公的通婚，便没有后来俄罗斯的统一。
宽容宗教政策
除了上述一些政策外，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时，蒙古人一直奉行成吉思汗时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很宽容，允许各类宗教并存，对种种宗教一视同仁。这种宽容的政策也就促进了东正教的发展。
东正教在金帐汗国的地位很高，力量很强大，他们可以不纳税，而且教会的领地也受到汗国保护。比基辅罗斯时条件还优越。
当时蒙古大汗曾下令：“教会的各种不动产：土地、水域、庄园、作坊、避寒和避暑圣地一律不得侵占，教会免纳各种赋役”。于是教会的土地、人员就有了特权，侵犯者会被处死。普列汉诺夫所说：“俄国的东正教教会一度与‘不信神和亵渎神’的鞑靼可汗极为融洽，鞑靼人的入侵虽是人民最大的不幸，却给俄国的僧侣带来巨大的利益，一度使俄国的僧侣权利几乎TUO离世俗权利而独立”。
正是宽容的宗教政策，才使东正教有了大量土地和特权，很多人投靠到教会名下，教会势力不断壮大。难怪有学者称：“俄罗斯教会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是在鞑靼人统治时期，这时教会在经神上是独立的”。有了教会力量，莫斯科公国统一之战就名正言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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