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管之条例》，旨在禁烟。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9年，清王朝首先于云南进行“鸦片征税”。
1906年，鸦片的“国产率”高达91%。
......
“鸦片”二字对晚清乃至于整个清朝而言，始终贯穿其中。
鸦片战争之前，直到清王朝嗝批，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时期，鸦片始终都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恶疮、一个毒瘤。
当我们作了深入探究之后，也便不难得出两点结论：
一，西方列强确实可恶，无耻之尤！
二，清王朝要是不亡，天理难容！
鸦片这玩意，该是原产于南欧、西亚一带。
据现有史料来看，鸦片大抵是在唐朝时才经阿拉伯进入中原，并非清朝才有。
最初，鸦片还不是我们如今所认识的鸦片，它只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被栽培。
宋朝时期，鸦片的要用价值被发现，可用于痢疾、痔疮、咳嗽等。
同时人们也认识到，这玩意非常狠，是一种猛要，必须酌请使用。
明代中期之前，零星出现了吸食鸦片之人，但基本不存在已形成规模的“瘾君子”群体，一是因为这玩意贵，二是它的吸食方法并未完全开发出来。
但也就是这个时候，鸦片在印度已成为了一种“生活必需品”，他们“先进”的吸食方法，正向着周边国家逐渐扩散开来。
到了明代末期，鸦片之害开始凸显。
中华大地上，如果说清朝雍正是第一个颁布禁毒条例的人，那么明朝崇祯就该是第一个作出禁烟行为的皇帝：“犯者论死！”
然而，没等崇祯的禁烟初显成效，明、清之间已是改朝换代。
在清朝的前期，禁烟力度还是很大的，雍正颁布的条例之中，更是作了明确规定。
一，买卖鸦片的，关一个月，赶到边关充军。
二，开烟馆以有或良家子弟吸食的，先打个一百杖，然后流放三千里。
这样的处罚力度，不能说不严。
然而严归严，但经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批贪官腐吏钻空子啊。
这玩意非常暴利，朝廷管得越严，下边的走私行为就越是泛滥。
那些腐败的地方官员，巴不得朝廷的政策越严越好，如此他们就能通过掌控着地方走私，赚到更多。
因此，这玩意逐渐就在局部地区禁不住了。
当然，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一直到嘉庆年间，鸦片在中国仍是“总体可控”的状态。
为什么？因为这玩意少，英国等列强还没有携带大量鸦片攻入中国市场。
1817年，鸦片的进口值大抵是61万银元，占进口商品总值的4.1%，这时候对于清王朝来说，仍处于贸易顺差。
到了1825年，完犊子了，鸦片的进口值已经高达978万银元。
1833年，英国又作出了一个举措，取消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特卖权。
由此而来的，是列强许多官方的、私人的公司纷纷加入，人人都想把鸦片运往中国。
这叫什么？用一个不太形象的词来形容，这等于是他们“迎来了市场大繁荣”。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的鸦片进口值，就达到了平均每年1400万银元的骇人地步，占到了进口总额的52%。
鸦片在中国走私的愈发疯狂，我们白花花的银子就愈是留不住，我们国人的经气神就愈是萎靡，英国等列强的腰包就愈是鼓胀。
所以，偌大一个清王朝，能不走向下坡路么？
据《中国近代史》描述，按1835年的数据估计，吸食鸦片的人大概在200万人以上。
也许有人会说：“4亿的人口，200万人吸食鸦片，这比例不算高啊，按如今14亿的人口来算，也就相当于700万的‘瘾君子’比例，影响应该不大。”
事实上，这个数据不能这么算。
要知道，如今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着天壤之别。
当时的清王朝，绝大部分都是穷苦的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他们有什么资格吸食价格昂贵的鸦片？
那200万的吸食鸦片者，几乎都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英阶层。
这么一算下来，就非常可怕了。
一个国家的经英阶层，要是大部分都在吸食鸦片，这个国家还有救么？
所以，道光皇帝为什么要禁烟？
再不禁烟，那就等着嗝批吧。
每年大量的白银流出，就算他皇帝老儿家里开了半个紫禁城的银矿，都要撑不住。
如此下去，再过个十年八年，兵士的军饷都发不出，那还不亡国灭种？
虎门销烟的一把火，烧出了有志爱国之士的风骨，也彻底烧掉了列强的伪善面具。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
英国军队以1.9万人对阵清王朝的10多万人，最终英军伤亡523人，清军伤亡22000余人，清王朝不得不双手奉上签好字的《南京条约》。
我们为什么打不过？因为敌人的坚船利炮够狠，因为许多清军将士都已被鸦片荼毒得只剩一身皮包骨。
这时候的道光，还没有完全屈服于英国，因此咬紧牙关，并不承认鸦片的合法地位。
为此，英国的谈判代表璞鼎查开始向清王朝洗脑：“如果你们实行鸦片合法化，不仅可以亲自控制鸦片走私，还能获得税收，何乐而不为呢？”
尽管此时的清朝禁烟法令已如一纸空文，得不到严格的执行，但清王朝依旧紧紧抓住最后的贞草裤，说啥也不肯废除。
十余年之后，英国与法国觉得，很有必要拿着长抢短炮再与清王朝讲一讲道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这一次，清王朝又崩了。
由于需要借助列强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清王朝向英法妥协，承认了他们包括“鸦片合法化”在内的一系列要求。
事实上，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前，清王朝的“鸦片合法化”早已经实现。
许多地方官员，为了镇压起义，为了中饱私囊，便以“义捐”的名义自行征收。
譬如上海，当地清朝官员就规定每箱鸦片征收白银24两，其中20两归入军费，4两充当办公经费，引得闽、浙、皖等地争相效仿。
譬如云南，当地清朝官员明令，将对所产的土烟征税收厘，正税上交户部，厘金充当地方“剿匪所用”。
要求鸦片合法化之后，英国政府再次端起抢炮，与清王朝进行友好协商，请求清王朝允让低税率。
看着洋大人手中武器偷露出的满满诚意，清王朝爽快点头，一让再让。
《天津条约》谈判时，清王朝提出每担（100斤）鸦片纳税60两，后又降为40两，最终定为30两。
在这个正税的问题解决之后，英国在后来又提出了鸦片的“内地税”。
《天津条约》原本规定，洋大人只可以在口岸进行鸦片销售，一旦离开了口岸，就是属于中国的货物，只准华商们运送到内地，“内地税”也由清王朝自行决定。
然而，看到洋大人客客气气地商讨“内地税”，清王朝也是挺直了腰杆子，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并于1885年与洋大人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其中规定，鸦片每进一担（100斤），就向海关一次新缴纳关税厘金共计110两（其中正税30两），并且是全国统一标价。
完了，《天津条约》中谈好由清王朝自行决定的“内地税”，也被英国人给友好协商走了。
自从鸦片合法化之后，清王朝也是突然发现，这玩意还真的是可以征到税。
1866年，清王朝的海关征得鸦片税银200万两。
当然，对于后来赔到清王朝连底裤都不剩的巨额赔款来说，这200万两仅是九头牛身上的一根MAO，还是根绒MAO。
鸦片的走私请况，虽是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香港、澳门这两处鸦片走私中心却是清王朝鞭长莫及的。
在当时，香港每年能向大陆走私鸦片15000余担，澳门在6000余担。
为此，清政府后来又与英国求得一纸《鸦片贸易协定》，其中作了如此规定：禁止不足一箱的鸦片在香港进出口；无官方批准，任何鸦片不得在香港输入、移动、出口；清政府海关在九龙设卡，征收香港到大陆间往来船只的鸦片税。
然并卵，别人是签了字就不认账，该走私的继续走私。
有气无处撒的清王朝，又找上了葡萄牙，并与他们签订协议：清政府有权在拱北地区设卡，征收往来于澳门的鸦片税；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未经清政府允许，葡萄牙不准将澳门让予他国。
葡萄牙脸上装作吃亏，心中却是笑得开花：“哪来的二傻子，为了一点鸦片税，把澳门都给卖了。”
正因这一条协议，就为日后葡萄牙霸占澳门提供了借口。
看看，看看，这样的清王朝，要是特么还不亡，都特么天理难容。
第一次鸦片战争，它没法禁阻外国的鸦片走私进入中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它竟允许外国鸦片公开输入中国，并为洋大人在中国大肆倾销鸦片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这叫什么？这叫祸国殃民！
1842年，进口鸦片为28000余箱。
1858年，进口鸦片达到60000余箱。
1885年以前，在所有的进口货物中，鸦片所占的比重基本都是居于首位。
这些，都还没有包括那些不经报关而直接走私进来的。
鸦片的大量进口，使得中国的白银哗啦啦往外流。
从1877年到1905年，每年平均都有三、四千万两的白银外流，其中1881年的白银外流量更是高达4700余万两。
这些，只是与鸦片相关的白银，还没包括那些各式各样的天价赔款。
这叫什么？这叫特么......我都没词形容了！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种植罂粟之风，就开始呈现出了燎原之势。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鸦片合法化，清王朝曾经的禁烟法令，就如同厕所里的草纸一样。
民间贩卖、吸食鸦片成风，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鸦片战争之前，民间百姓吸食不起鸦片，那是因为缺货，并且法令的威慑力还在。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法令废弛，百姓们又都走上了“自产自销”的道路，吸食鸦片的人数瞬间蹭蹭上涨。
种植罂粟的技术，最先是由印度传入云南，云南所产鸦片又称“南土”。
之后，四川的“川土”，甘肃的“西土”纷纷出现，再有贵州、陕西、山西......
华夏大地的西南，在数十年间便长满了罂粟。
1885年，在所有的进口货物中，鸦片所占的比重已经降至第二，为28.8%。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罂粟大国”。
1900年，全国共计产出鸦片376,000担，每担100斤，这是多少？
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的土地约为1500万亩，共计产出鸦片584,800担，每担100斤，这又是多少？
而这1500万亩，在当时是怎样的概念呢？
据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的数据统计，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为8,477,606顷（缺内外蒙古、西藏、台湾的数据），1500万亩等于是占到了2%，这怎不让人MAO骨悚然？
如果一个人每年吸食10斤烟膏（100斤鸦片大概可熬制70斤烟膏），仅仅是这些“国产鸦片”，就足够约500万人一年的吸食量。
加上当时的外来鸦片，实际的吸食鸦片人数，将远远不止500万人。
可怕么？可怕至极！
鸦片的泛滥，是清王朝走向嗝批的一只巨大推手。
当然，清王朝嗝批不嗝批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鸦片对于中华大地的荼毒！
清代思想家魏源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这一句话，说得完全不过分，就算说它是“五千年未有之祸”，也是完全恰当！
其一，鸦片的泛滥，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它不仅摧残着人的体质，更是让劳动者难以从事生产劳动。
事实也是如此，人都瘦成了皮包骨，走上两步就喘，还劳个什么动？
自鸦片输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也从原先的每年3%降到了1%。
可以说，这玩意不仅能让人折寿，还能让人上瘾到不想干生孩子的活。
其二，种植罂粟浪费了大量的沃土良田。
罂粟与粮争地，必将使得粮食产量大减，随之而来的，就是饥荒。
民间百姓本就吃不饱肚子，为了种植罂粟，就只能勒紧裤腰带啃树皮了。
比如形容山西的“恒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众”，就是血淋淋的实例。
一方面，白银哗啦啦外流，民间没钱。
一方面，不种庄稼种罂粟，家中无粮。
没钱又没粮，除了等死之外，还能干什么？
其三，国库空虚以致军备凋敝。
白银外流造成了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势必无法进行军备的购买与制造。
都说清王朝末期弱得跟只病机一样，能不弱么？
一方面，兵源素质低下，都特么去吸食鸦片了，拿什么力气从军？凭什么上阵杀敌？
一方面，别人拿了我们白花花的钱打造着坚船利炮，而我们仍挣扎在饥饿线上，拿什么打？凭什么打？
其四，鸦片流毒使得吏治更加腐败、社会更加黑暗。
为官者巧设名目，收取包括鸦片税在内的各种税，中饱私囊不说，他们拿了钱还不干活，各地懒政无为的官吏，一抓一箩筐。
为民者饥寒交迫，没有钱，没有粮，没有鸦片吸食解瘾，他们会干什么？当然是去抢，去夺，去偷，去盗。
一个人道德败坏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人道德败坏。
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出现扭曲，更是可怕至极。
当然，也有人说：“鸦片的这口大锅，真的不能怪在清王朝头上。”
这话明显说不通，尽管清王朝是持禁烟态度的，但是光有态度是不行的。
出了法令条文，如果实行不下去，那就说明是各级官府的执行能力问题。
出现鸦片走私，如果不能及时禁止，那就说明是吏治败坏。
作为一个统治了200多年的大一统王朝，让列强折腾得几乎要被“五六七八九马分尸”，这就是清王朝的腐朽没落。
为了所谓的“鸦片税”，许予列强各种特权，这就是卖国、辱国、丧权、无能。
没什么好说的，鸦片之流毒，就算是将那些帝王将相从坑里刨出来，也必须要让他们背上这口锅。
没错，在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确实是时常会出各种规定。
其中有一些是正常的禁令，但也有着很多让人看不懂的举措。
比如“禁官不禁民”的驰禁政策，为官者不准吸食鸦片，老百姓任听其便。
在1859年与1862年，清政府就做了这种神奇的规定。
比如“以征为禁”的政策，反正没法彻底禁掉，那就征收更多的鸦片税，还能增加一些国库收入。
在1881年，左宗棠便是如此奏请朝廷的。
比如“颁发执照”的政策，清政府曾以10年为限，禁止民间种植罂粟、百姓吸食鸦片，然而对于已有的种植罂粟者、吸食鸦片者，政府将发给他们执照，允许再种、再吸10年。
在1906年，清王朝便是如此颁布政令的。
带执照吸食鸦片？这果然很符合晚清的气质。
然而，还没等到10年之期，辛亥革命的武昌抢响，清王朝两腿一蹬，嗝批了。
清王朝是嗝批了，可这中华大地上的鸦片流毒还在啊，怎么办？
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连续颁布两条禁烟命令。
总而言之，就是禁烟，必须禁烟，前清的那些禁烟法令，可以实行的继续实行，不可以实行的就改了再实行。
随着新政令的严格实施，加上民智逐渐苏醒，至1916年，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停止了种植鸦片。
当然，走私与违法种植肯定是有的，但请况已比清王朝当政时好了非常多。
1917年底开始，英国停止向中国输送鸦片。
赚也赚足了，坑也坑够了，没办法，整个国际社会都在看着呢，英国社会舆论也在反对鸦片贸易，他们的传教士们也在说：“鸦片，妨碍了要中国人认识基督真理的努力。”
所以嘛，这时候的英国政府，还是想给自己留一点脸的。
反正当也当了，该立的时候就立一下。
然而，由于持续的军阀混战，社会在不断的动荡，民国政府的禁烟法令在之后的数年，成效有所减弱。
1918年，鸦片种植呈现出死灰复燃的姿态，种的还在继续种，吸的仍在拼命吸。
战火纷飞的神州大地，饥寒交迫的人尸横遍野。
烟雾弥漫的大烟馆内，纸醉金M的人乐不思蜀。
为此，英国驻京公使在1919年向中国提出“抗议”，他们一本正经地说道：“鸦片这种东西这么坏，你们特么别吸了。”
这样的脸皮，至少得有————这么厚。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禁烟法令持续施行，但成效并不算大。
直至1949年之后，为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