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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何以在元朝风光无限,明初却消亡真相:成也特权,败也特权
更新时间:202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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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里可温”是元朝对基督教徒的称呼,通常指天主教。

1、西方天主教在元朝的传播

真正到达中国本土的第一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约翰·蒙特·科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大约在公元1280年,他奉方济各会长波那格拉帝的命令,出使东方,但没有到达中国,在波斯住一段时间,返回欧洲。

1289年,他又接受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派遣,出使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多明我会尼古拉·皮斯托亚(Nicolas de Piotoa)修士。

皮斯托亚修士等从欧洲到达波斯,1291年又从波斯进入印度,在印度的圣多默使徒教堂居留13个月,尼古拉·皮斯托亚在此地病死后,他一个人独立闯入中国,于1294年抵达大都(北京),向元朝皇帝递交了教皇的信件。

为了增强基督文化在东方的传播,教皇决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

但是,教皇派去中国的7名传教士中,真正到达中国的只有3人:安德烈·佩鲁贾(Andrew of Perigia),帕莱格林·卡斯特洛(Peregrine of Castello)和格拉德(Gerard)。还有一位根本没有出发,另3名在印度病死。

他们在大都居住一段时间后,相继到泉州任主教,进行传教活动。

1328年大都总主教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北京去世。不久,泉州主教安德烈也病故,使这两个主要教区的主教位置都出现了空缺。罗马教皇得到这一消息后,派遣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为汗八里总主教,继承科维诺的职业。

同行者有修士20名,平民6人,他们向东走到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国大汗的热请招待,可是后来,这一行人不知去向,始终没有到达大都。

1336年元顺帝派出16人的使团,由安德鲁·法兰克及日耳曼那梭人威廉和契丹国阿兰人施该带队去罗马教廷,要求互派使节。

教皇接到来信,十分高兴,盛请接待元朝的使团。1338年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二世任命专使约翰·马黎诺里等人携带教皇致元顺帝及给阿兰人的回信,前往北京。

1342年(元至正二年)到达大都,向元顺帝递交教皇的书信和礼品一骏马一匹,受到元顺帝的热请接待。

对此,中国史书上也有记载:

“至正二年(1342年)秋,七月八日,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马黎诺里在大都居住3年多时间里,与“犹太人及其他各派宗教人士进行多次辩论,皆辩而胜之,还使大汗国许多人灵魂得救,此为一大收获。”

1346年,马黎诺里谢绝元顺帝的挽留,从泉州由海路经印度回国。

1353年,马黎诺里回到亚米农城,向教皇呈交元顺帝的书信,要求教皇再派有全权之红衣主教迅速到中国,充当主教。

但当时教廷己发生分裂,出现两个教皇,互相攻击,无暇东顾。

同时,中国也开始发生朝廷更替,至正十年以后,群雄并起,争相割据,元顺帝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去接待传教士?

尤其朱元璋攻破北京,建立明王朝以后,由于:

“洪武君臣一意排外,凡蒙古所建设,与其所保护之外人,圣堂修院,悉遭摈斥,数万教友纷纷避难,不知所之。北京第三任总主教葛斯默,于1369年即洪武二年,迁居窝尔加江岸撒辣依城,从此北京无总主教。”

与此同时:

“中国东南漳泉一带教务,兵燹之余,亦大受影响,所有圣堂修院,盖自1362年即被乱兵焚毁,主教安德烈·佩鲁贾业已因病出缺,继佩鲁贾为主教者为雅各伯弗乐楞斯,亦于是年被乱兵戕害,教友之被难捐生者,更不知凡几,从此漳泉一隅,不复设主教。”

随着元朝的灭亡,第二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文化又消失了。

2、西方基督教何以在元朝兴盛?

为什么西方基督文化在元朝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呢?这是与蒙古上层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分不开的。

首先,从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到末代顺帝的历代皇帝,对外来宗教大都是欢迎的。

当元世祖忽必烈讨伐海都和乃颜的叛乱回到大都时,正好是复活节:

“他知道这是我们最庄重的宗教仪式之一,于是命令所有的基督教徒,捧上他们的四本福音的圣经,来到他面前,他显出庄严的仪表,命令用香熏圣经几遍之后,虔诚地对圣经行一个接吻礼,并吩咐所有在场的贵族行同样的礼仪。每逢基督教的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他总是照例这样做,即使是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节日,他也履行同样的仪式。”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忽必烈说:

“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测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

但从大汗陛下对待他们的态度看,“他显然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实而且最好的,因为他看出这种宗教的信仰者所担负的使命,都是充满着道德和圣洁。”

为了使基督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他对尼可罗和马可波罗说:“你们回到教皇那里去,要用我的名义,请求他派一百名通晓你们教规的人”,来我们这里传教。

可是,当教皇尼古拉四世命令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到达大都的那一年,他就去世了。

不过,他的继位者元成宗铁穆尔仍然执行忽必烈的方针,友好地接待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准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和开设教堂,甚至“皇帝陛下也颇喜欢听他们(指唱诗班)歌唱”,使科维诺的传教十分顺利。

1318年安德烈·佩鲁贾修士到达大都,这已是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但仁宗待他们仍然十分友好,并给于种种优厚的待遇。

他在写给沃登神甫的信中十分高兴地说:

“幸有天主保佑,据我所记,终于在我主纪元1318年抵达大汗帝国城汉八里,来此后,我们遵照罗马教廷训谕拜总主教后,在此居留约五年。在此期间,尊贵的皇帝赐阿拉发(Alafa)供我们八人衣食之用。阿拉发系皇帝赐与王公使者、外国使臣、武士、百工、术士、贫民和各种不同等级之人之俸金,此俸金之总额超过罗马国王的收入和支出。”

后来,他去泉州时,元仁宗仍然同意他领取阿拉发,并带着“皇帝准许的八匹马十分隆重地出发”。

到了泉州,他利用皇帝给的钱财,“建造一所舒适而华丽的教堂,堂内有各种办公室,足够二十位同事使用,另有四室可供任何高级教士享用,我的确一直住在此处,靠钦赐俸金生活,据一热那亚商人估计,我每年俸金约值一百金佛罗林。”

对于元朝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德烈很感机,他在信中十分动请地说:

“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活,”

元朝中期的各个皇帝继续推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对西方宗教仍在物质上给予很大的支持,据1330年成书的(大汗国纪》记载:

“大汗支持国内服从罗马圣教会的基督教徒,其所需者无不供应,大汗十分尊重他们,恩待他们。凡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教堂、十字架和圣殿需要装饰之物,只要他们提出请求,大汗颇愿供应。但大汗要他们求神保佑他健康,特别是在他们布道时,他很希望所有基督教徒皆为他祷告,他乐于允许修士们去异教徒的教堂即浮屠寺传道,也乐于允诺异教徒去听修士们的传道,而异教徒也很乐意去听,而且常常很虔诚,并给予修士们大量施舍。基督教徒若有所需或有求于皇帝者,皇帝总是欣然遣其臣仆周济。”

元朝末年,尽管国力衰弱,财政拮据,但元顺帝对方济各会修士还是尊为上宾,尽量满足他们的各方面要求。

至正二年(1342年),当马黎诺里抵达大都时:

“大汗看见战马、教皇的礼物和用金箔密封的国书,看见我们极大喜悦,赞不绝口,对我们尊重毕至。

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经美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唯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然后,我们被送至宫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仆从皆由宫廷派来,彼等侍候我们约四年,始终毕恭毕敬,随员皆着贵重衣服,我对所用作了经确计算,大汗供给我们的费用竟达四千余马克。”

大都城内的其他所有教堂的经费和传教士的生活费,“皆由皇帝供给,十分丰富”。

后来马黎诺里回国时,元顺帝又给他“三年盘费和礼物”,临行前,“皇帝赐予大量食物和马二百匹”,使他顺利回到意大利。

从上可见,元朝的历代皇帝对西方来的传教士都是十分宽厚的。

其次,在赋税徭役上,元朝政府对也里可温信徒也实行各种优免政策。

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蠲除也里可温徭役的命令:

“节该成吉思皇帝,月吉合皇帝先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法休教著,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著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教著者,告天祝寿者,钦此。”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中书省奉旨重申了这一法令。

到元仁宗时,继续坚持徭役之蠲除政策,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钦奉圣旨:

“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教当差发,告天咱每根底祝寿者道来…今后依著圣旨体例,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在前不曾教当的差发,休教当者,管民官休教他每当里正主首者,休倚气力者。”

除了镯免徭役之外,也里可温的各种租税也经常得到元朝政府的优免。

自元定宗到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

虽然从中统四年(1263年)开始,部分实行“种田入租,贸易输税”的政策,但到至元年间又一度取消纳税制度,元贞元年以前,也里可温可免除田税,特别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之前,所有“常住地土”,一律免税。

同时,买卖的商税也不必缴纳。

第三,设置专门掌管也里可温的政府机构,加强对各地也里可温的管理。

元朝政府对宗教十分重视,设立宣政院以专掌释教僧徒,秩从一品。集贤院以掌玄门道教,秩从二品。

至元二十六年设置了崇福司:

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内设司使四员,从二品;司知两员,从三品;副使两员,从四品;司丞两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两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两人。

延祐二年(1315年),改崇福司为崇福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事归之”。延祐七年又恢复为崇福司。

崇福司各官员的俸禄为:

司使,俸禄82贯6钱6分6厘,米8石;司知,俸禄70贯,米7石5斗;副使,俸禄59贯3钱3分,米6石;司丞,俸禄39贯3钱3分,米3石5斗;经历,俸禄28贯,米3石;都事,俸禄26贯6分6厘,米2石5斗;照磨,俸禄22贯,米2石。

从崇福司的设置和各级官员的地位,表明也里可温已得到元朝政府的官方承认和重视。

由于元朝政府的保护和器重,使也里可温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有较高的地位。

经济上因可享受一系列的优免政策,在也里可温中出现一批经商致富的商人。

大德四年(1300年),“省官人每河南省、江浙省、陕西省。官人每奏将来,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将着大钱开张店铺做买卖”。

如扬州的奥剌憨,“也里可温人氏,素无文艺,亦无武功,系扬州之豪富,市井之编民。”

除经营国内贸易外,还有一批也里可温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至元三十年(1293年)八月公布的市舶则法》二十三条中,有一条云:

“议得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影色避免抽分。今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等,过番兴贩,如无执把圣旨许免抽分明文,仰市舶司依例抽分。”

也里可温只要有元政府的批文,就可以有免除抽分的优惠在政治上,也里可温担任政府的各种职务,成为元朝官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仅载于《镇江志》就有10人,如:

镇江府路总管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将军、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

总管兼府尹安震亭,也里可温人,嘉议大夫,至元二十年七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代。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少中大夫,至大元年(1308年)八月六日至,皇庆元年(1312年)十二月九日代。

从也里可温担任的各种官职看来,他们在元朝的政治地位是相当高的,既有各路的达鲁花赤,也有正议大夫、中宪大夫、嘉议大夫等文臣学士,还有明威将军、忠翊校尉等武职。

3、元亡后何以消亡?

元朝也里可温虽然兴盛一时,但明朝初年,基督文化再度消失,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当然与朱元璋实行文化禁锢政策有关。

朱元璋上台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治,巩固新建王朝政权,对妨碍明朝统治的异端进行残酷镇压,抛弃元朝对世界文化兼容并纳的做法,禁止外来宗教的传播,甚至对本土宗教也加以限制和控制。

洪武元年(1368年)一月设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撤销元朝主管也里可温的崇福司。

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僧、道二司,在京日僧录司,道录司,总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设僧纲司,道纪司,分掌其事,并规定凡僧道有犯,从本司审理,有司不得干预,若犯与军民相干者,方许有司惩治。

在朱元璋的文化政策下,也里可温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只能跟随元顺帝向北逃亡。

另一方面原因是与中国本土宗教的矛盾。

大德八年(1304年),温州也里可温与道教产生冲突

,据:

“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箓先生有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衣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

法箓先生即道士,这是道教控告也里可温招收民户,有化道教徒,甚至殴打道士之状,此事引起元朝政府的重视

,并提出解决办法:

“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

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目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掺管法箓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

自此,礼部规定了朝贺班次之先后,也里可温要排在和尚、先生祝赞之后。对于各教互争高低之事件

,在《至元辨伪录》中也有记载: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衣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即耶稣基督),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

也里可温除与道教产生争论外,与佛教也发生矛盾。

如镇江丹徒县西江口有一座坚土山,至元二十年(1283年)马薛里吉思任本路副达鲁花赤时,在此地建云山寺和黎明寺,因与金山对峙,故易名为银山,但到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后,被佛教徒夺走,易名为金山下院。

元朝也里可温虽然在中国本土广为传播,“甚至倚势修盖十字寺”,“绾监郡符,势张甚”,

但长期以来不能与汉族人民普遍信仰的道教和佛教所相容,而只局限在阿兰人、蒙古人和SE目人中流传,因此,随着元朝帝国的倒塌,到明朝初期也里可温再次绝迹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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